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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宇宙本原和人类未来

更新:2009-11-2 19:17:0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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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爱因斯坦 ——探索宇宙本原和人类未来

 

 


                                                         人民网专栏作家  卢杲

 

 

 

 

 

 

 

                                              引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科学与宗教》中写道: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的知识有最清楚最完备的认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科学”给了我们的生活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崭新世界,这个美妙新世界如此五彩缤纷如此斑博芜杂,以于我们几乎失去了方向,几乎完全把自己交给了摧枯拉朽的“科学”之手。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巨头,却认为: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则是盲目的。 

爱因斯坦认为,宗教经验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三个阶段:恐惧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感情。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他说是人类对经验世界显示出的内在和谐与秩序的坚定信仰与崇拜。它向人们揭示“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爱因斯坦认为自己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爱因斯坦文集》第13卷)。

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存在着“牢固的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3页)。”他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和创造的基础与强大动力。爱因斯坦明确表示:“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的工作中取得成就”。“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同上,第379页)。他认为,科学要由有宗教信仰的人来创造。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同上,第182页)。他还认为,宗教的道德教化职能在科学成果利用方面的引导作用。对科学在宗教信仰中的作用,爱因斯坦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说明,其一,科学能激发宗教感情,并使宗教不断完善、升华。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激发宗教感情,并使宗教信仰提高境界。其二,宗教的目标要依靠科学来实现。爱因斯坦在谈到宗教与科学各自的职能时,把确定基本价值与目标看成是宗教的重要职能。那么,如何使人们确立的目标得以实观呢?爱因斯坦说:“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同上,第174页)因为对科学家来说,他所坚信的是世界的规律性和可理解性,他的目标也就是揭示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性,或者说宇宙秩序的内在和谐,这个目标自然要依靠对知识的不断追求来实现。

爱因斯坦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宇宙的宗教”,该宗教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379 页)。       

崇高的信仰也决定了爱因斯坦的行为方式。他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在爱因斯坦眼里,真理是朴素的;在世人眼里,掌握真理的爱因斯坦也是朴素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更体现在他毫无虚荣心、毫不冷漠、毫无恶意、毫无优越感。

1945年9月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1946年10月,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 1947年,他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9月发表公开信,建议把联合国改组为世界政府。有远见的思想家早就看到,如同一个地区的公共事务,要有一个地方政府管理;一个国家的事务,要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管理;地球村的事务,也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管理。从康德,到爱因斯坦,都提出过这种意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已经是当今世界政府的雏形。在21世纪,它能否真正起到世界政府的作用,目前还是未知数。

 

 

             

 

 

 

 

 

第一章   宇宙为什么存在




§1.1 宇宙的本质

 

天文学家采用了一种切片的方法,也就是把宇宙像切西瓜一样,切成一片片以我们为中心的扇形薄片。在这些切片上,一个个星系犹如一粒粒西瓜籽,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它们的空间分布。结果,天文学家看到在更大的尺度上,星系、星系团和超星系团连接成链状和蜂窝状的结构,从总体上看明显趋向均匀化,但也可以看到呈现出一些巨壁和巨洞,好似生物体的细胞壁和细胞,不过它们的大小是以十亿光年计的,大家一定会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如此相似而吃惊。

太阳系以每秒230公里的速度,完成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航行,银河系则以每秒90公里的速度,接近它的伴星系仙女星系,它们俩都属于绵延约1000万光年的“本星系群”,这个本星系群又以每秒约600公里的速度移动,被室女星系团吸进本超星系团,这些超星系团的范围约6000万光年。本超星系团及长蛇座与半人马座超星系团,接着又落向另一个更大的星系集团,天文学家称之为“大引力源”,这些星系团与超星系团,形成了范围有几亿光年大的垣状和丝状结构,这些垣状和丝状结构很象生物体内细胞和组织。

过去,人类对“生命”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只将与自身相似的、能不断复制、繁演、新陈代谢的物体称为“生命”。运用今日的科技,我们就能发现整个宇宙也是一种不断复制、繁演、新陈代谢的活体,宇宙生命体通过上夸克、下夸克组合成质子与中子,再与电子一起组合成“原子”,就象地球上的有机生命体通过粒子、原子、有机分子组合成“细胞”,“宇宙奇点”形成之后的3秒内,宇宙生命体就完成了自身“基础细胞”——氢氦原子——的复制过程,并在恒星中复制繁演出100多种“特化细胞”(除氢氦原子之外的100多种化学元素),星系、星系团、总星团就相当于宇宙生命体的器官或组织。二进制的正、反粒子的不同组合就相当于有机生物体的基因中四个碱基AGCT(四进制)的不同组合。

有机生命体不可能演化成“神”,因为它们不可能拥有神的能量,神的能量即是宇宙总能量,有机生命体只能依附于神,最终融入神的博大,获得“至善”,获得永恒。

宇宙即神,神即宇宙,整个宇宙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命体,地球人类就是一群居住在神体内的一个细胞(银河系)中的极微小生物,神用机体中的精华哺育着我们,他是无私的、博大的、全能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神的关爱与恩赐,人世间的所有物质都是神赐与的,神是至善的。

为什么存在着宇宙?为什么宇宙存在着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构,而且在这个结构中生命能够出现?

宇宙有法则,有秩序,人的职责就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当人类的自然科学探索越向微观与宏观世界的两端延伸,就越接近发现宇宙之神。当前,研究微观世界以量子物理学为代表,人们发现量子世界神奇而诡异;当前研究宏观世界以天文学、宇宙学为代表,人们发现宇宙是那么神秘而博大。宏观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宇宙学与量子物理学的合流,必将使人类触摸到神的脉动。

自然科学是认识宇宙之神的最好方法,科学是未来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证实神的全能、神的博大的最有力工具。

神的博大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神的能量就是宇宙总能量,如果将神缩小到人的尺度上,整个银河系只相当于神体内的一个细胞。有机生物不可能成为神,因为他们永远达不到神的能量,但他们可以用理性或信仰的方法最终与神融为一体,达到永恒。历史上如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伟大先知已率先达到了这一步,他们是永恒的。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这样一个硬梆梆的物质世界,怎么会有精神?他们可能会反问:“石头有精神吗?”笔者的回答是:“如果将石头放到银河系、宇宙中去观察,它就是宇宙精神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就象人体内的单个分子是没有人类级精神的,但由众多分子构成的人体就具有人类级精神。”

我们人类作为有机分子级的有限存在物,是不容易理解宇宙之神这种永恒生命体的,但如果运用科学,就能使我们超越有限,感知到神的博大。

从粒子层面看,石头就是一种神奇的物体,它不是一种死物,它是由众多电子以光速各自围绕原子核运行构成的,如果将我们缩小到光子的尺度上,并且以光速运行,就会看到石头的结构中绝大部分是空的。石头是一种光速运动的活的存在物。正因为电子运动速度太快,才使我们误认为石头是不动的。我们的有限,不仅是认知上的有限,更是时空上的有限,如果我们用1000亿年这样一种时间尺度,将一块石头放到整个银河系空间中去观察,就会发现石头(原子)的运动,它们就象神体内流动的血液。包括石头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由正反夸克组合成质子、中子,再与电子构成了宇宙大爆炸之初的氢氦原子,氢氦原子再聚合成恒星,并在恒星内部聚变成100多种化学元素,通过(超)新星爆发,各种化学元素散布在宇宙空间,并逐步聚合成行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石头”。最终银河中心黑洞会吸入其引力场内的所有恒星、行星物质,也就是将石头重新压缩成引力子,用于收缩宇宙。

有机生物体都是由碳、钙、磷、硫、铁、铜、硒、钾、镁、锌、碘、铬、钼、锰等三十多种矿物质及化学元素组成,这些都源于初始的地球,源于星尘,也就是说我们源于“石头”,没有“石头”就不会有地球上的有机生物体,有机生命源于石头,复归于石头,生物体死亡后会重新变成化石(石头)。

宇宙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宇宙万物的运行充满和谐与秩序?因为宇宙是一种永恒的生命体,它无始无终地存在于无限空间中,它就是人类宗教中至高无上的神,宇宙唯一主宰。宇宙万物的运动就是宇宙生命体脉动,它的运行必然是充满和谐、秩序的,是宇宙各级程序完美协同运行的结果,有机生物体是这些宇宙程序协同运行的一种小集成。

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类,神利用(超)新星爆发,为宇宙有机生命提供必要的化学元素。神在空间中设置了众多有机生命孵化场,那就是“类太阳系”,恒星为生命提供热源,恒星引力场则用于固定生命的摇篮——类地行星(如地球)。且在每一个类太阳系中最多只有一个生命摇篮能孵化出高等智能生物,这由类地行星的运行轨道所决定,如地球的轨道恰到好处,且质量适中,而在地球旁边的金星、火星却因酷热或酷寒难以演化生命,且火星质量过小,大气浓度低,不适合高等生物演化。在火星之外的巨大木星吸引了大量来自太阳系之外的小行星,使地球遭受小行星撞击的次数降低,而且我们的太阳系处于稳定的银河系的较外围,天体运行环境较稳定(与银核附近相比),正是这些无数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们的太阳系中演化出一种智能生物——地球人类。

地球生命的演化,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这也是生物智能进化的阶梯。有机生物“性”的意识是何等强烈,低级生物的使命就是通过适应环境和繁演后代使物种向高级进化,繁演后代就是一种基因重组的过程,正是在无数次基因重组中,最终进化出宇宙之神杰出的儿女——地球人类。他们肩负有神的使命——使宇宙行星群文明化,使之成为充满“善与爱”的天堂。

基因突变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位置,这些导致基因突变的物理或化学因子正是神赐与的,如宇宙射线、太阳辐射,经口、鼻、皮肤进入生物体的各种物理性、化学性突变因子。地球及其它星球上的各种恶劣环境都是神为了磨练人类及其它星球的智能生物的意志,使进化能持续不断的进行,长期在温室里的花草,必然丧失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放到自然环境中必然被淘汰。

宇宙的宽广和恒星燃料的有限性,正是神对宇宙有机生命的考验,如果在类地行星上经100亿年都无法进化出信步漫游宇宙的智能生命,那该类地行星上的生物都属于淘汰品种,最终恒星爆发,又为新一代宇宙有机生命播下种子(碳、氧等化学元素)。

宇宙万物的运行显现出完美的秩序性,宇宙万物的设计是完美的,这种秩序性和精确设计是不可能随机产生的,必然有深刻的原因,宇宙秩序就是宇宙程序完美运行的结果,就是宇宙精神的有序运行,神就是宇宙万物的设计者和创造者。

 

 

 

 

 

 

§1.2  宇宙的主宰

 

人最初崇拜自然,人们谈论一切事物都采取寓言形式,把自然的每一部分都人格化了,于是就有了阿波罗、天照大神(日本神道教中的太阳神)等等。人们不知道这就是自然以及这样地成了寓言的自然各部分,人们很快忘掉了神仙们的由来,自然的力量被形容成为一个不可理解的存在,被称为自然的推动者,就这样,自然被与其自身割裂开来,被看成一个不能活动的无生命的巨物。

在自然宗教的漫长历史时期,在远古的希腊和在世界其它许多地方一样,人们依赖自然,相信自然本身就是神灵,并将其人格化和对其顶礼膜拜。对自然的观察活动,是从属于宗教活动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宗教与科学是融为一体的,萌芽时期的科学活动也就是宗教活动。人们认为自然是由超自然的神灵创造和支配的。人们所能认识到的一些规律都被归结为神灵所定的规律。所以人们通过从事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的活动来活识神灵和了解神灵的意志。从宗教的视角取得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人们的宗教知识,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全部知识。

从古至今,世界上有很多部族、民族信仰太阳神,崇拜太阳神的威力,那位太阳神实际上就是指太阳,具有人形的太阳神就是太阳的人格化,还有月亮神、山神、雨神、雷神,都是具有一定威力的自然物的人格化,而那位宇宙唯一的主宰,当然就是宇宙本身。宇宙的主宰只有一位,因此,真主、上帝、梵天等各大宗教中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就是宇宙之神的化身,地球人类信仰的实质上都是同一位神或者宇宙之神的部分躯体(如太阳、月亮、山)。各大宗教的先知感知到宇宙之神的博大,各自凭着当时人类认知水平来描述那位宇宙的主宰,因此各宗教中的宇宙主宰的人格化形态各不相同。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全世界出现了一些非凡人物,各自从他们的社会中凸现出来,并宣称重要的新洞见。在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在印度有乔答摩即佛陀,耆那教创始人大雄。《奥义书》以及后来《薄伽梵歌》的作者。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在巴勒斯坦有希伯来先知,如阿摩司、何西阿、耶利米、以赛亚和以西结。在希腊有毕达戈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人类思想中这一十分重要的转折期已被称为轴心时期。如果基督教是以犹太教为前提的,而伊斯兰教是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前提的,那么所有当前的主要世界宗教都可以追溯到轴心时期”(《第五维度》,[],约翰·希克著)。为什么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轴心时期,世界各地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先知会各自独立提出相似的学说?这是因为当人类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会自然而然提出相似的学说,因为宇宙真理只有一种,宇宙万物的本质是同一的,宇宙的主宰只有一个。

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知,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无比的先进性,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他们具有极高的智慧,他们感知到宇宙存在一位主宰,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

但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无知教徒,或因曲解了神的意旨,或因僵化运用教条,或因迷惑,或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使教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些污点。这是历史的局限,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终会有天才的科学家解开宇宙的奥秘,神的本质。

宇宙的主宰只有也只能是一个,还有比“宇宙之神”更大的神吗?所以“耶和华、安拉、梵天”等各大宗教中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就是也只能是“宇宙之神”。宇宙之神在各大宗教中有不同化身,先知们感到了宇宙之神的存在,却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来描述这种博大的宇宙精神,因此各宗教中神的形态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信仰同一位神,宇宙唯一的主宰。

存在是一,一就是神,第一推动者只能是一个,即终极因本身。

各宗教所宣称的终极对象,如人格的耶和华、天父、真主、上主、梵天、毗湿奴、湿婆都是宇宙之神的化身,非人格的道、天、空、涅槃、太一都是不同宗教的先知对宇宙主宰的心得体会。

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者同源而不同流,这个源就是犹太教,他们都崇拜一个神,他们的教义都可以追溯到《旧约》。伊斯兰教较为晚起,从《可兰经》的内容看,它与《旧约》和《新约》都有思想渊源关系。

对泛神论(Pantheism)来说,神是世界的内在根据,对自然神论(Deism)来说,神是超越的根据,而对一神论来说,则兼而有之。实际上它们都有正确的成分,只不过观察角度不同而已。一神论在其严格的意义上是信仰一个超越的神,他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也进入了他与人和自然事件的内在关系当中,这种概括相当彻底,是宇宙的真理,但过去却苦于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阐述。

有神论、无神论、一神论、多神论、形而上学、唯心论、唯物论等一切探索宇宙本原的神学和哲学,实际上都是站在不同角度观察或感知同一种事物——宇宙之神。有神论、唯心论感知到宇宙之神“精神”的一面,无神论、唯物论观察到宇宙之神“物质”的一面,有的学说(如多神论)只注重宇宙之神的部体躯体或精神(如太阳、山、海),有的学说只注重研究宇宙之神“精神”态的抽象化(如非人格化的终极实在)。

伊斯兰教宇宙学提供了宇宙的幻象,让人通过物质世界而认识到更高层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被认为是物质世界的原型(或“原型世界”)和基础。

奇妙的是,《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典,通过借喻自然,使得真主更为实际和淳朴可爱。“真主确是使谷粒和果核绽开的,他从天生物中选出生物,从生物中选出无生物。……他从云中降下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开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参阅《古兰经》第9599章)。

《古兰经》鼓舞穆斯林对无所不在的“神之脸”,或“神的自我”培养出一种永恒意识,“不论你转向何方,都有安拉的脸”。和基督教的天父一样,《古兰经》把神视为绝对,只有他才拥有真正的存在。

穆罕默德相信古阿拉伯万神庙中的神安拉,与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所膜拜的神是一样的。

“安拉是至仁至慈的,是万有的保障,是公平的至尊的主。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监督者,是万物的起始者,也是万物的终结者。他能使人生,能使人死。他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是无所不在的永恒的唯一真神。”(参见《古兰经》第57章第16节,第59章第2224节)

“安拉是仁慈的,是万物的供养者,他是慷慨的,也是和蔼的;是多恕的,也是温和的;是宽容的,也是特慈的;是独一的,也是公正的。”(参见《古兰经》第3章第31节,第11章第6节,第36章第15节,第65章第23节)

简言之,安拉是独一的,并且是永恒不灭的,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对人类的恩典是数不清的。

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里的“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分性别、种族、民族、宗教、国家的人。爱上帝是伦理的基础,爱人则是伦理的体现。

《圣经》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主宰。在本文中上帝(God)即是指天主、耶和华。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中说“耶稣是道成肉身”,“道”太初就与上帝同在,是永恒的,耶稣从而摆脱了被造者的身份,而上帝创造万物是藉看道造的;最后,道就是上帝,耶稣终于与上帝同一了。笔者认为,耶稣从一位伟大先知,逐渐完全融入“神”的至善,成为上帝之子,因为他体内的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粒子都属于上帝,他的使命就是拯救人类,他向人类传播上帝的至善、至爱,他是永恒的。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年)说:“理性的哲学思维的最终归宿必然是无限的最高存在者,即上帝。几乎所有的哲学思维都以认识上帝为目的。”“人的理性通过自然的受造物上升到认识上帝,信仰则相反使人们通过上帝的启示去认识上帝。前者是上升法,后者是下降法,就其认识上帝来说,二者是相同的,其实,无论是由超越理性而获得的信仰,或者是通过理性而获得对上帝的认识,不过是殊途同归。”

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说:“世界灵魂有自己的原始的运动,这是一切运动的原因;它自己运动,并促使物体运动。它弥布于全世界,是世界上美、秩序与和谐的根源;它是上帝的影像,一个可见的上帝。世界灵魂是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中介。它是一切法则、数学关系、和谐、秩序、齐一性、生命、精神和知识的根源,它按照它本性固定的规律来运动,使物质分布给天体,并促使它们运动。”“精神是真正的实在,最有价值,它使万物拥有形式和本质,是宇宙中法则和秩序的基质,而物质属于第二位。”

奥古斯丁感概道:“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是万古常新的美善,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在我身内,我驰鹜于身外,我在身外找寻你;丑恶不堪的我,奔向看你所创造的眩目的事物,你和我同在,我却不与你相偕”(《忏悔录》102738)。“哪里有真理,哪里就有上帝” (《忏悔录》102436)。

不要用今日的人类思维来衡量古代宗教经文的时间数据和神话般的描述,要知道当时的人类社会中“神话”之风非常盛行,人们都信这个,这为当时的人类认知水平所限,那些伟大的先知当然是因人施教,因势利导,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来描述神的博大。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科学语言告诉当时的人“宇宙万物的真象”,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必定斥之为“邪说”。正象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暗笑我们当代人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会嘲笑当代人为众多无意义的事物而争斗,相互残杀,充满迷惑和低级的攻击性。我们需要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法,要知道在几千年前的自然社会条件下,各大宗教的伟大先知们必须要用当时的人类所能理解的词汇和方式,使他们感知神的全能和博大,事实证明,先知的方法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摩西已率先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他们已能感知神的启示。他们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将原本四分五裂、相互残杀的部落、部族、种族统一到神的旗帜之下。

印度教有人格化为三位一体的神:(1)梵天:宇宙的创造神;(2)毗湿奴:宇宙的保护神;(3)湿婆:宇宙的破坏神;三大神都是一元之世界本体的“梵”所作的三种不同的显现,实质也是一神论。

梵语māyā,音译为“摩耶”,意译为“幻、幻象、幻现”,按吠陀经、吠陀仙人、哲学家从他对森罗万象变动不居的自然界的观察中猜测,世界只是一个广大无垠的幻象,而幻象的制造者就是神。

“无”与“有”是印度哲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早在奥义书之前,吠陀仙人、哲学家从观察宇宙千变万化的现象过程中发现事物本身存在着“无”与“有”的矛盾和统一。“诸天之初际,从无产生有”(《梨俱吠陀》X.72.2~3,《阿闼婆吠陀》X V.1.19,《鹧鸪氏奥义》Ⅱ.7.1),原来“无”乃宇宙的本原,万物依之而产生(有)。佛教哲学接过吠陀——奥义书的“无有说”,并根据缘起性空原理把它改造为“空有说”。空、有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佛家专用的哲学术语的—空→真谛;有→俗谛(假谛)。

《奥义书》继承和发展《梵书》的“梵我”原理,集中阐述梵(Brahman)、我(ātman)、幻(Māyā)三个核心范畴和它们之间在哲学上的相互关系,从而创立梵我同一说,扼要地说,梵、我、幻的基本内涵相互关系是:梵是客观世界的本原,我为主观世界的本原;梵与我在本体上同一,在形式和作用上差别。幻是主观和客观的现象,产生于梵我本体;现象是虚幻,本性是真实。

印度哲学的“梵我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同一的,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神人(人的灵魂)合一”的思想同一。

佛教主要通过调整人的心态而获得解脱和宁静,因为释迦牟尼清楚就几千年前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是很难了解宇宙,了解神的博大的,因此他转向发掘人类内心的神,通过传教(如“四圣谛”:(1)苦谛、(2)灭谛、(3)集谛、(4)道谛),改变人脑程序,使人改变思想,看清事物的某些本质,虽然某些思想是消极的,但总体上使人们消除一些迷惑和过度的欲望,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此佛教与其它一神教是殊途同归,前者发掘内心的神,后者发掘的是外界的神,如果将两种方法合而为一,就能起到更好的实际效果。

佛教将注意力放在用内心的“神”消除内心的“魔”,“神”也在我们心中,修行静思就是一种感悟内心之神的方式,并通过抑制欲望,静思明心而获得“慧”,从而达到涅盘境界而获得拯救。

在大乘佛教中,对人格神的需要更加迫切,佛教创始人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神,他从一个人类最伟大的导师被提升为具有普遍力量和意义的存在者。

世界各大宗教都有一些长盛不衰的教义,那就是教导人类要向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要团结友爱共发展,这些去芜存精的教义正是“宇宙之神”的真正旨意,它代表着人类长期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则。

世界各大宗教的先知都具有某种与宇宙之神沟通的能力,这种沟通可以用他的眼、耳、皮肤、鼻等感觉器官,也可以用科学和经验,也可以用沉思和灵感,因为宇宙之神是无所不在的,它也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宇宙中的全部物质构成宇宙之神的躯体,我们都是宇宙之神的儿女。

在人类社会中,国家、团体和个人的绝大部分的失败,是因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导致的,这就必然会遭到宇宙之神的惩罚,只有使人类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逐渐掌握事物的规律,才能使人类更好的进化,才能有望完成宇宙之神赋予人类的使命,宇宙之神就象威严的慈父。





§1.3  人类的终极关切

 

宗教世界是一个终极的所在,它是真的极致、善的极致、美的极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

蒂里希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有限存在物是被非存在包围着的,它随时可能陷于虚无,即随时都处于非存在的威胁之下。作为一种存在物的人的实存也是如此,所以它不可能不关切存在之终极基础。“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存在,还是不存在’(按:此乃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哈姆雷特》中译本常作‘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的问题。人无限地关切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向往着它。人整体地关切着整体,那整体是他的本真存在,它在时空中被割裂了。人无条件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着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Systematic Theology. V. I. p. 14)。

宗教乃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方面,就是说,它表现的是人生之终极关切,指向的是维系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具有终极性的关切作为生命的深度方面,可以表现在生命的任何创造性(或破坏性)的方面之中,例如,它可以在道德方面表现为无条件的良心命令,也可以在科学领域表现为对真理的热切追求。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人也常常把自已无条件的信赖和执着献给一些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东西,例如荣誉地位、金钱财富、政治权力、种族优越或民族骄傲之类,把这些东西误当成终极关切的对象,当成了使自己的生活围着打转的偶像。蒂里希具有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打交道的亲身体验,因而他能够证实这个事实:“我们这个世纪的种种极端民族主义,是一些很好的实验室,在其中,可以研究终极关切在人生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的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关切)意味着什么。一切的一切都以那个唯一的神——民族为中心,那个神到头来肯定是一个恶魔。”(Tillich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1957, pp. 1~2)因为民族或国家事实上都是有条件的,其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性质,所以对它怀有某种终极关切,就不过是一种偶像崇拜,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认为,你在生活中认为什么东西最有价值,那个东西就成了你的神。人类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无限而终极地执着于某些仅仅值得有限地和初级地投身其中的东西,即崇拜有限而短暂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某种终极关切的对象,他在其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具有宗教性。但是,如果这种关切对象并不具有真正的终极性,没有力量救助人的存在,没有力量赋予生存以时间长河所无法毁灭的意义,那么这种宗教性就不过是偶像崇拜罢了。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具有真正的终极性呢?蒂里希说:“终极关切的东西,乃是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Systematic Theology. V. I. p.14)。蒂利希认为,人对自身存在及意义的关切属于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范畴,表现为一种“宗教”的维度和精神。于是,他提出了“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之说,从生存论的角度阐述了宗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内在性和普泛性。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蒂利希还尝试了现代哲学与神学的沟通。他认为人对存在的询问乃是哲学和神学关注的共同主题,哲学涉及“存在的自在结构”,而神学则关涉“存在对我们的意义”,而作为哲学中心的本体论亦与作为神学中心的上帝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为“若无揭示本体论问题的哲学,基督教神学则无法向那些想了解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确有上帝的人解释上帝的存在”。

蒂里希认为,上帝是存在本身,存在自身是一切存在物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力量,人的存在源于这个创造的根基和力量,上帝以他的终极关怀创造了我们生命的意义。

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信仰是一种终极关怀的存在状态。如果人们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和玩世不恭的态度,那么,人类存在的意义也就彻底丧失了。在当代西方社会,这深刻而紧迫的无意义感正向人们铺天盖地地袭来。

当代西方哲学与基督宗教神学珠联璧合的另一个领域即“过程”(Process)思想。如果说,“存在”思想代表了思想界的“空间”思维,那么“过程”思想则是其“时间”思维的绝妙表述。怀特海把世界视为一种能动的进程,认为进化、发展、过程乃构成实在之本质。他主张基于自然世界的发展演变和现代科学方法来探究时间湍流的意义,基于作为能动过程的世界来把握实在,弄清其本质,由此来体认和领悟宗教信仰中的上帝。为此,他指出实在绝非静止的本质,而乃能动的进程。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没有割裂开来,而是在上帝的永恒统一中得到保留,体现出意义。哈特肖恩也认为人们应该在世界过程本身之中找寻上帝,世界的一切变化进程均“在上帝之中”发生,上帝不离时间,而是处于过程之中,在其发展“途中”不断展示上帝。

爱因斯坦认为,宗教经验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三个阶段:恐惧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感情。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他说是人类对经验世界显示出的内在和谐与秩序的坚定信仰与崇拜。它向人们揭示“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爱因斯坦认为自己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爱因斯坦文集》第13卷)。

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存在着“牢固的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3页)。”他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和创造的基础与强大动力。爱因斯坦明确表示:“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的工作中取得成就”。“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同上,第379页)。他认为,科学要由有宗教信仰的人来创造。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同上,第182页)。他还认为,宗教的道德教化职能在科学成果利用方面的引导作用。对科学在宗教信仰中的作用,爱因斯坦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说明,其一,科学能激发宗教感情,并使宗教不断完善、升华。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激发宗教感情,并使宗教信仰提高境界。其二,宗教的目标要依靠科学来实现。爱因斯坦在谈到宗教与科学各自的职能时,把确定基本价值与目标看成是宗教的重要职能。那么,如何使人们确立的目标得以实观呢?爱因斯坦说:“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同上,第174页)因为对科学家来说,他所坚信的是世界的规律性和可理解性,他的目标也就是揭示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性,或者说宇宙秩序的内在和谐,这个目标自然要依靠对知识的不断追求来实现。

 

 

 

 

 

§1.4  信仰与终极价值

 

信仰,它从文化的意义上表征着人类对终极的关怀;信仰,它从永恒的意义上表征着人类未来精神的绵延;信仰,它从生命的意义上表征着人类从有限对无限的追求。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种对永恒和终极的追求过程。

终极价值意味着一种主客体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奔向终极价值成为人类的永恒的精神追求与绵延。

对终极价值的关切和追问展示人的全部可能性,它使人向生成——使人之所以是人成为可能,使人向无限的敞开和趋赴成为可能,并使人能够具有足够的勇气来承领价值虚无所带来的精神漂泊和放逐。它成为人流浪荒原之所企望达到的永恒绿洲,成为真善美的最高展示。这永恒的终极价值,显现于未来中,它使人成为一个永远趋赴于神的召唤的存在物,在这一过程,人完成了自己的生成。一切碎裂的异化的非人态的伪价值和无价值状态,都将被这永恒的趋赴宣判为偶然的不可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终极价值是一个永恒的召唤和许诺,在这个召唤和许诺里,人永恒地奔向未来。

对于终极的关切,对于人生根基的寻求,对于无限和永恒的依托,无疑构成了信仰的最本质的,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有人称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是的,人类就是依托这种本体论上的精神支点,去关切去信仰无限的存在,从而构成了对宇宙的主宰——神——形形色色的终极信仰。

人类对终极价值取向的关怀或人类必须关怀终极价值,必然构成和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永恒绵延。失却了对终极的关怀,人类将处于精神绵延的断裂带,即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们的实质是人类存在的具体形态),也不能只缠绵于某一狭小的国家或民族型的区域文化,因为人类只有在关切人类的终极价值上,其使命感才是统一的和同一的。

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在人类心灵中是一股最复杂最强大的力量,并且也是人类本性的所有可能性当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宗教信仰是人性结构中最强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

从本原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即都有追求超越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的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有追求生命过程完整性的动能、情感及至实际行为,但是另一方面,每个处于特定时空区域的个体所经验和感受到的,又是生命过程的不完整状态。宗教信仰的需求,正是源自对生命过程完整性的渴望同人的现实生命过程的不完整状态之间的张力。

近百年来,人类物欲的膨胀已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污染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和水源,并驱赶着人在漠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却日益以外在的物化标准去衡量进步与否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由此衍生出的是现代人日益强烈的失落感、孤独感、空虚感以及如履薄冰般的苦涩、烦恼和无奈。

对人的存在的终极体验,使精神和灵魂无法摆脱晦暗的阴影——生命是短促和无常的;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任何人都必然走向死亡!这必然促使有意志、有理性、有情感的人去思索忙忙碌碌的人生的意义,追寻永恒。

宗教信仰赋予生命和生活以意义,将其引向高处,使他明白:“与至高无上的精神目的相比,金钱、权力、声望、享受或飞黄腾达等等业绩与成功,只是一种相对性、偶然性、有限性,而不是最高的价值,从而不致陷于各种过眼烟云似的东西的泥潭不可自拔。他很可能会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勤勉地扮演好社会所要求的角色,但却不会迷失或丧失于角色之中,不会受能使人与自我相疏离甚至丧失自我的定在的束缚。无论顺境或逆境、成功或失败、辉煌或平凡、蒸蒸日上或每况愈下,他的生活都会富有意义,他的面前都会有宽广的自由空间和机会。”

终极关怀——对生命意义、对人的自我认识,对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的关怀。

宗教信仰源于人类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存在及其终极问题感到困惑而汲汲地追寻。

现代心理学证明,只要人性中有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只要有心灵的、情感的、精神的痛苦、迷惘或不幸,就非常可能会信仰宗教,以求从中获得帮助的渴仰。目前全球人口为61亿,其中宗教信仰者约占81%,也就是说,世界上有近50亿人有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美国,在热爱宗教的排行榜中却排名世界第二。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4%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比例相当高的各类在职科学家)有宗教信仰。

 

 

 

 

 

§1.5  宗教的普世对话

 

基督教于20世纪初展示与东方的对话,以这种“对话”姿态谋求重新认识并理解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道教等东方宗教及其灵性精神。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督教进而从强调自身各派的“对话”、“谅解”、“普世”、“合一”而走向与世界各种宗教、各种信仰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对话,因此,20世纪成为前所未有的“宗教对话”的世纪。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普世主义的对话亦发展出强烈的全球意识。自20世纪80年代起,普世主义的对话在“全球性对话”方面达到高峰。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号召其信徒“在每一个地方和所有的地方”见证对话,提出“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的口号。与之相呼应,天主教思想家汉思·昆、斯威德勒(Leonard Swidkr)亦先后创办普世研究所,倡导跨宗教和跨文化对话,并于20世纪90年代发起“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运动,推动一种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普遍伦理。

 

 

 

 

§1.6  对一些宗教术语的科学释义

 

笔者从自然科学角度,对超自然、灵魂、魔、地狱等重要宗教术语进行科学释义。

“超自然”该如何定义?如果我们向16世纪的人类描述今日的“宇宙飞船、飞机、核弹、电视机”,他们必然以为这是神话,是“超自然”的。如果与他们谈论质子、电子、夸克、黑洞、反物质,则必然被他们斥为“妖言惑众”。实际上有很多“超自然”的事物正是人类还未知晓的自然规律。这由当时人类的认知水平所决定。人们认为的“自然”是已经知道的事物及其道理,如果超出他们的认知水平,就常被认定是“超自然”的,是神话,是不科学的。如一千年前,人们认为有些蛙类能经长期冰冻后重生,是一种魔法,是超自然的,而在今日的科学家看来却是一种很平常的生物体抗冻调节能力,很多节肢动物也具有这种能力。

从各种宗教的共性来看,几乎所有宗教都注意到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并有灵魂不灭的观念。一般说来,各种宗教都把灵魂理解为比较积极的东西,肉体则被理解为消极的东西、人的肉体死了,灵魂却永生,它可以转到别的肉体上再现。灵魂不灭的观点与神创论一发生联系,灵魂就成为由神创造,因而灵魂是永生的,灵魂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

笔者认为,我们身上有两级灵魂,第一级是“本原灵魂”,以量子为载体,是永恒的,它与神同在,是至善的;第二级是“后天灵魂”,是有机分子级生命诞生后逐渐创建的“灵魂”,即我们大脑中的思想、精神,这一级灵魂主要以有机分子、蛋白质为载体,当生物体死亡后,它也随之消亡,这一级灵魂是有限的,且充满偏见、迷惑,有些甚至是邪恶的,如果我们能做到“至善、博爱”,也就接近我们的“本原灵魂”,接近神。

此生之后,我们将融入神的怀抱,进入“天堂”。我们精神的本质是永恒的,当我们彻底融入神的怀抱,我们将变得永恒。

宇宙精神就是宇宙灵魂,生物体的本原灵魂虽然只是宇宙灵魂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它也是永恒的。

也许有人会反问:“有机生物死亡后,机体会分解,复归泥土,难道泥土是至善、至爱的吗?”笔者的回答是:“植物从泥土中汲取营养,动物再从植物中汲取营养,也就是说,泥土养育着地球所有生命,它将一切都奉献给有机生命,它完全是无私的,难道它不是至善、至爱的吗?没有泥土的至善,怎么会有我们的存在,大地母亲(泥土)天天用营养的乳汁哺育着我们,它是至善、至爱的。”

泥土是风化的石头,我们地球人类就象生活在宇宙之神一个细胞(地球)中的微小生物,宇宙之神掌控着宇宙中所有有机生物的命运。

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因子,信仰宇宙之神,我们也将变得永恒。能量不灭(守恒),就是灵魂不灭。

如果我们希望长期与神在一起,避免再入尘世的生死轮回,可用宇宙飞船将死后躯体运离地球,摆脱地球引力场,进入宇宙空间,在那里我们的本原灵魂将长期与神同在,这里的长期是以千亿年计的,这就是传统宗教所称的“天堂”。目前的宇航运费太高,可暂时采用“密封玻璃棺”存放躯体,玻璃棺内灌入“福而马林”之类的防腐液。玻璃棺统一存放在高层现代墓场中,等到五百年后宇航运费低廉时,再送到宇宙空间中,或者放在木星、天王星等不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上,为了防止今后太空中出现过多棺体会影响宇宙飞船的航行安全。

如果你还想再次享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那最快进入生命下一次轮回的方法是:火葬。并且将骨灰全部洒在大地上,作为植物的养料,在烈火中,你身上每一个原子都丝毫未损,都进入空气和泥土中,即你的“本原灵魂”不灭,已进入下一次生命轮回中。

我们至善的“本原灵魂”是不灭的,是永恒的,而充满迷惑、偏见,有些甚至是丑陋、邪恶的“后天灵魂”将在地狱(人间炼狱)中覆灭。恒星的聚变高温,黑洞的巨压,甚至是宇宙大爆炸的超级能量,也不能损伤到我们的“本原灵魂”,因为这至善的“本原灵魂”是属于神的。

对于信仰神的人来说,在完成神的使命的过程中,也许会遇到灾难,也许其有机体会消亡,那也没什么,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完成神的使命,当我们的有机体消亡后,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生与死对我们都是平静、安祥的,充满快乐、幸福的,而那些不信仰神的人,行恶之人,当有机体存在时,经常处于迷茫、痛苦之中,同时他们也不会感知到自己的“本原灵魂”的存在。

“魔”是什么?魔就是人们心中过度的欲望。魔在你心中潜伏着,向神、向善则魔去,纵欲则魔至。

魔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中,是智能生物在进化初期的阶段性产物,是人脑程序(思想)无法与宇宙程序充分协同运行造成的。心中的魔,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强大杀伤力,因为它可以控制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

在宇宙的绝大部分空间内并没有魔,宇宙之神掌控着一切。

魔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考验,只有学会“战胜自我”,才能有利于个体的进步,乃至于人类的进化。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个体战胜心魔,并将他(她)们克服心魔的智能传之下代,如此逐渐使人类的进化上一个新台阶,那时魔将在人类心中消失,人们心中只有“善与爱”,人类的使命和神的旨意。

魔是有机分子级生物进化过程中某一时期的特殊产物。由于分子级程序具有无限扩展性,当生物体分子级程序未能与其它程序形成完美协同运行,就可能产生过量的兴奋性和抑制性递质,使处于某一进化阶段的智能生物(如今日地球人类)还具有一种“狂热性”,同时因大脑程序不能顺应社会程序和宇宙程序,当实现个人欲望的方式方法超出社会规范中的法律、道德界线时,就形成“魔念”,当其诉诸于行动,就成为魔。

有机生物的自组织进化过程,既有利的一面,它能使生物进化出超级智能,且每一类星际文明都各有不同,使宇宙有机生命界是多姿多彩的,但也有弊的一面,即分子级程序具有无限扩展性,使有机生物体在进化的某些阶段会“自组织”出众多产生快感、激情的有机分子(如苯丙胺、苯乙胺、内啡呔、激素),这些有机分子既是人类的快感、幸福感之源,生存繁演、进化之必需,但如果用错了地方,又将是人类的灾难,如对金钱、享受、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只有使“人脑程序”总体上呈现与“宇宙程序”一致的和谐、有序结构,方能有效控制体内“快感分子”的分泌,达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这种利和弊之间,当然是利远大于弊,因为宇宙之神知道生物智能的标志之一“理性”终将战胜内心的“魔鬼”。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正义战胜邪恶、理性战胜魔鬼的历史,在这里,理性的力量就代表着神的力量。

地球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完成神赋予人类的使命,消灭宇宙中所有邪恶势力,使宇宙行星群成为充满“善与爱”的天堂,从这个意义上讲,代表正义势力的人类就像是宇宙生命体内的免疫系统,而代表邪恶势力的“魔”就是宇宙生命体中的有害病毒和细菌。

如果宇宙中某个智能物种真的被邪恶、贪婪、魔鬼所占据,必将走上魔途而自灭,因为它们的贪婪无度必然使生存环境遭到彻底破坏,资源耗尽、气候灾变。由于它们被魔鬼控制,将会运用科技这把双刃剑,制造出足以毁灭整个物种的生物武器。正所谓:“向神则永恒,向魔则自灭”。

当那些邪恶物种因魔而自灭后,宇宙之神经过几百万年将星球的生态环境重新调节正常,使宇宙各级程序重新和谐运行,再经过几千万年,在星球上将逐渐进化出一种新的智能物种,也许它们是向神的,是善的,也许有望完成神的使命。

由于人类和高等动物都是通过机体内的电化学反应来获得快感,而获得这种快感的方法大多是获得某些物质(心爱之物),而这种外源性的刺激物,在反复刺激中只有不断增加剂量(外部表现为质量或数量)才能维持或重复这种快感,也就是欲值不断提高,当获得欲望满足的方法超出社会规范时,就成为“魔”。大部分人却不知道除了基本生理需要(如食物、水、睡眠)外,绝大部分的快感都可以通过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获得,这种快感的获得是内源性的,永远不会缺乏,宗教的部分作用正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这种内源性快感,使人“近神去魔”。近神即向善,使人的欲望处之于“中”,有节有度,既有物质的刺激和激励,又有自省,崇尚精神享受。从神经生理学角度看,精神享受与物质享受是同质的,都是大脑接收处理的电化学信号,且前者是内源性的,绵延永续,物质享受则欲值会越来越高,较易进入魔境。

神是至善的,他用地球上的一切哺育着我们,但是当人类被魔鬼控制,必将自取灭亡,如果恐怖组织拥有“基因武器”,将毁灭全人类,如世纪瘟疫“艾滋病”的蔓延,就是人类的纵欲所致,它通过“性乱”与“注射毒品”迅速传播开来。

“地狱”在人间,就是人间炼狱,如战争、恐怖袭击、专制、压迫,是被魔所控制的人或集团造成的,所以消灭邪恶,消灭魔鬼,就能消除地狱,使人世间成为充满“善与爱”天堂。

生死和痛苦两大问题始终是哲学和宗教最关注的两个问题。笔者通过揭示灵魂的本质,解决了生死问题,使向善的人获得永恒。痛苦只不过是机体的一些电化学反应,通过调整大脑程序(思想),痛苦就能降至最低,你的人生将充满快乐,“痛苦”只因你的心在动,为物欲所惑,只要看清本质,消除迷惑,你的心也就不动了,如果你的心中充满“爱与善”,你就远离了痛苦。

现代世俗主义神话的破产无疑是宗教信仰的回归时刻,现代世俗主义曾借尼采之口宣称“上帝死了”,称“上帝死了”的人实际上是他自己死了,没有了“灵魂”,无根的存在物,成为迷茫、失落、堕落的一族,一堆垃圾!

正是尼采极端迷茫、无知之言,酿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魔鬼——希特勒。也必然导致尼采疯癫的结局,在1889年的都灵,45岁的尼采疯了,他抽泣着拥抱一匹被马夫虐待的马,在胡言乱语中被送回旅馆,医生诊断是瘫痪,因尼采早年得过的梅毒引起。

 

 

 

 

 

§1.7  哲学、神学、自然科学的统一

 

哲学本体论(ontology)几乎与哲学一样古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就是哲学。本体论研究的主要是“存在”问题,正因为如此,它有时也被称为“存在论”或“形而上学”。但是它不是研究“存在者”的一门学问,而是探究“存在者”何以“存在”的一种智能,并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终极关怀紧密相关。

本体论作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对万物本原也就是本体问题的追问,所谓“本原”(英文的对应词是principle,亦译为“始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其属性变化不已,而且本性常居不变(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b89。)

从本原向本体的转换是由柏拉图完成的,柏拉图的重要前提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特别是巴门尼德哲学。毕达歌拉斯学派认为“万物都是数”,数不仅被看作万物的本原,而且被看作万物的原型、世界的本体。巴门尼德则提出了比数更为抽象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体。到了柏拉图那里,本体论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万物本质的追问,而是转向了对世界本体(noumena)的探寻和本体世界(即世界本来面目)的逻辑构造。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他的第一哲学的对象。他所说的“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第一存在)实际上就是本体。

本体论作为哲学的根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哲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门类。如果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本体论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这棵大树的两个主干,其它的哲学分支几乎都是这棵大树的枝杈。没有本体论,就不会有认识论和价值论,也不会有其它的哲学分支。本体论的不发达,认识论和价值论也不会发达,其它的哲学分支也不会繁荣。只有本体论根深,哲学这棵大树才会枝繁叶茂。今天人类的哲学看起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它却正日益沦为科技的奴仆,正日益沦为功利的工具,哲学越来越不能发挥它引导人类有智能地生存的应有功能。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学的本体论被拒斥、被误解,哲学正逐渐成为无根基的哲学。

本体论是人类信念的支柱。人类是靠信念生活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信念是人类生存的范型,规定着人的生存境界。信念有科学信念、宗教信念、日常生活信念、哲学信念之别。在所有这些信念中,只有基于对宇宙、人生、社会终极实在和本来面目的理性追问和探求所确定的本体论原则,才能成为人类信念的真正支柱,才能使人关切终极实在,追求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从而能使人生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哲学着眼于生存的终极目的和总体状况来反思生存、谋求生存,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诉诸理智反思、批判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达到对人生的觉悟和创造。但哲学有鲜明的独特性,这就是哲学语言的思辨性。对人类、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纯思辨把握和纯思辨表述,是人类智能在理性运用方面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也是哲学研究中的至深点和至难点。

人类生存于社会、世界、宇宙之中,在社会、世界和宇宙中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先在规定性。要反思、批判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其基本前提是要透过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状况洞察和把握基本本来状况。把握了这种本来状况,才能进而构想其可能状况和确立其理想状况,从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达到统一的。

探寻世界的本体并进而逻辑地构建本真的世界,这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这种本体论的研究,哲学于是失去了根基,丧失了它的批判和导向功能,沦为为现实服务和辩护的工具,其结果使哲学产生了肤浅、庸俗、表面化的倾向。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化的后现代文明的时代,这是一种成就辉煌、问题成堆的全新时代,这种全新的时代需要全新的哲学,需要全新的本体论。

本体论确立了一种追寻初始本原、充足理由、最终同一性、最高价值原理的哲学探索的道路。

柏拉图通过提升和扩大苏格拉底的思想原则为整个宇宙的本质而创立了一个理念的世界。

斯多葛派的物理学不仅包括宇宙论,而且也包括与此有密切关系的神学。他们继承了古代自然哲学家关于宇宙本质的思想,特别是按照赫拉克利特的物理学构成了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斯多葛派那里,逻各斯作为理性,也就是自然或自然规律,它是整个宇宙的主宰,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统治力量。逻各斯和秩序的规定者便是神,也就是自然、命运、自然性和物质世界的推动力量。斯多葛派的创始者芝诺认为,普遍的规律就是正当的理性,它渗透于事物之中,与神同一。这种终极存在给人的生命意义提供最终保证。

亚里士多德成功地把形式逻辑与哲学史结合起来,用“存在”(being)概括了诸如“本原”、“本质”、“一与多”、“不变与变”、“善”、“真理”等等研究对象。哲学自从围绕着这样一个统一的对象之后,便可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性研究,在此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使哲学成为“宏观的科学”,并不是夸张之辞。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的希腊文意思是“物理学之后”,即超越物理学,是对宇宙万物更高层次的归纳,是超越经验领域到达靠思辨把握的神圣领域。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明了人们追求知识的由低到高的等级,从感觉到理智,从个别的、具体的到普遍的、抽象的对象,最后到达最高的知识,以最高、最普遍的原则为对象,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和“神学”。

黑格尔认为,“万物生于上帝”,“上帝是无限的生命”,哲学的对象不过是“上帝和他的阐明”,“从一开始就将上帝置于哲学最尖端的位置”,“绝对就是精神,它是绝对的最高定义”,“神是绝对精神”,“只有精神的才是真实的”。

哲学,作为智能之学,植根于人们对世界、人生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层思考,源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即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理想、终极意义的探求。

哲学与科学有着不解之缘。一方面,哲学的发展有赖于科学为它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又离开哲学的智能之光的照耀和指引。哲学与科学总是处于辩证互动之中。

在古代,尤其是它的较早阶段,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表现为哲学包容科学的关系。哲学活动包括科学研究,哲学体系包容科学内容,哲学著作也是科学著作,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哲学与科学以前者包容后者的方式浑然一体,尚未分化。于是古代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其中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和具体知识相互交织、混沌未分。作为古希腊哲学之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在亚里士多德庞大的哲学体系中,既包括了本体论(按亚里士多德的划分,称为“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这些哲学的内容,也包括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哲学”)、政治学、修辞学、诗学这些属于具体科学的内容。这种哲学与当时人类实践所提供的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较为贫乏有着密切关系,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发展不够充分的结果。

哲学之思的本质就在于究根究底,对天地之间的一切问出一个“为什么”,尤其是对人或人的生存问出一个“为什么”:我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将复何往?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活着?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如此等等。

“我是谁”作为一种终极之问,并不是一种身份之问,也不是一种效用(即人的功能或能力)之问,而是一种无有设定之问,有时候,它甚至还是一种无由之问,即我并不知道我是为何而问,问之所问是什么。可恰恰是在此种提问或自问的过程中,呈露了生命存在的第一样式——生存理由的幽暗不明。

人类最早的哲学就是神话,或者说人类最初就是在神话中进行其哲学之思,究问天、地、人的奥秘。

人类的“终极关怀”,源于他希望了解自己从何而来,归于何处,他希望认识宇宙的终极实在。他希望超越有限获得自由,他希望的某种方式通达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宗教以信仰的方式来满足人类的这种“终极关怀”,其实哲学亦同样植根于这种“终极关怀”,尽管几千年来哲学家们无悔的追求遭遇到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但是我们注定了要去寻找通达此目标的道路,因为这一追求与我们性命攸关。

对人类来说人生问题惟有在本体论层面上来回答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的本体论和神学一神论,就能发现人类所终极关怀的宇宙本原的奥秘,使我们获得超越和永恒。

从柏拉图开始,甚至早在巴门尼德的时代,哲学家们就面临着统一的本质与多样化的现象之间的矛盾,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发现宇宙万物统一的根据,而且还必须说明这一根据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一切都可以用现代自然科学与哲学本体论结合的方法得到解决,如笔者提出的统一宇宙万物的“量子引力理论和宇宙公式”。

成为科学乃至成为科学之科学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最高理想。

用神学一神论和哲学本体论作为终极目标,作为方向,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思辨,方能确定人类前进的道路,并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人类的长期目标作各种规划和工作。

哲学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宗教与哲学有着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它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迥异罢了,哲学的根基在于理性,而宗教的根基则在于信仰。

马利坦认为,哲学是一门借助理性之光来研究一切事物的第一因或最高原理的科学。

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之作为存在”(存在本身)的科学,它是哲学的核心,是各个哲学分支的理论基础,是理论中的理论,哲学中的哲学,其它哲学问题都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哲学探索的是关于本原、实体、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它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已,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思想自身的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就此而论,哲学是最自由的、最奔放不羁的心灵探险。

人们经常称哲学为一切科学之母,古代时,不仅科学与哲学是一体的,而且科学亦产生于希望哲学“学以致知”的本性。如果再上推,就能发现哲学源于远古的宗教,因此神学、哲学、科学都有共同源头,那就是宗教,源于远古人类长期探索宇宙万物的本原。

笔者认为,哲学是宏观的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具有非常的广阔性、穿透性和预见性,如果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上哲学的思维方式,就能成为探索宇宙万物的最有效的科学模式,这是广博与精细的统一,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自然科学和哲学就像是同一战壕中的战友,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探索工作受阻,甚至误入歧途。

由于哲学史表面上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混乱景象,这是因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发现了一些“真理片断”,各学派各执一辞,演变成学派之争,其中夹杂着名望私利之争,这是哲学的悲哀。只有放弃学派的偏见,去芜存精,将各种“真理片断”有机组合起来,再加入自然科学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片断”,方能组成一套连贯的“宇宙真理体系”。

哲学的“真理片断”分布于它的不同的部门中,如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历史观、宗教哲学、人学等等,这些“真理片断”相互贯通、缠绕,如本体论与宗教哲学的问题都具有某种超验性,如果加入自然科学成果和方法就能使它变得明确、清晰,本体论与认识论相互印证、互为依据,对于人性、社会历史的思考亦与本体论、宗教哲学、认识论密切相关,这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人类的终极关怀。

以往的哲学家们研究本体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一切科学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为宇宙万物确立统一的根据。由于本体论以宇宙具有合理性为其前提,因而在它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理想背后,深藏着某种人类学因素或价值论需要,因为它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密切相关。

哲学本体论加上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论、神学一神论,就能发现宇宙的本原(arche)——宇宙之神,宇宙唯一的主宰。

本体论一般以宇宙之统一的、普遍的最高根据、基础或本质为其对象,它以宇宙的合理性、整体性、秩序性为其前提,探求其统一的根据,或者说它的目的就是要对此作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如果没有“本体论”中的“存在的存在”,那现代哲学研究的“人的存在”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人的存在”依附于宇宙本体的存在,它决定着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

哲学的本体论,加上自然科学的探索方法,就能获得有说服力的、明确的重大成果,使本体论重现辉煌,本体论探索的是“最高的科学”,而过去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有力方法佐助,成果不免缺乏说服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将能最终解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疑难。

哲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科学的科学”的发展方向,再加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其加以纠正,如同“三角计算”方法,对其加以精确定位,使哲学始终奔驰在“真理”的大道。

人的起源,人的形成,人的本性,人的地位,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命运等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心目中永恒的问题,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哲学就力图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种意义,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道德论的角度揭示出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从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的宇宙论,到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即“存在”的本体论,蔚为大观,主宰西方哲学史长达2000多年之久。

哲学的最高使命是追寻宇宙的本原或本质。神学与哲学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

研究神学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高境界,神是宇宙万物的“第一推动者”,是宇宙能量之源。

如果说科学是理性的认识领域,宗教是超验之“终极关怀”的信仰的领域,那么可以说哲学与这两者紧切相关并且处于它们之间,它一方面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亦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有关,这种双重的特征就集中体现在本体论之中。

神学、哲学、科学都源于人类探索“存在的意义”,源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存在”有三层含义,一是“神的存在”,二是“宇宙的存在”,三是“人的存在”,第一、二层含义实质上是同一的,即宇宙之神的存在,而“人的存在”依附于“宇宙之神的存在”。一切来自于神,一切依存于神,一切皈依于神。

 

 

 

 

 

§1.8 统一公式

 

对于终极的关切,对于人生根基的寻求,对于无限和永恒的依托,无疑构成了信仰的最本质的,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是的,人类就是依托着这种本体论上的精神支点,去关切去信仰无限的存在。

作为“存在的存在”,是最主要、基本的存在,是“第一存在”,也就是本体,就是神。万物的根源是神,神是最高的善、最大的爱。神作为至上的存在体是真理的源泉。神是价值判断和目标设定的根据,也是宇宙和谐有序的理性本质。神的启示就是科学,就是宇宙唯一的真理。神创造了宇宙万物,通过其规律性向人们显示神创造的奥妙,人类的科学探索就是求索神的启示。科学是探索神的奥秘的最真实、有效的工具。

存在是一,一是一切,一切存在者都在存在中统一,因此,存在就是存在自身。神是绝对、全面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真正主体,积极的万物统一。

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都依附于宇宙的存在,宇宙之神的存在,神是终极存在,存在的存在,是终极实在,所以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必然服从宇宙之神赋予人类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没有终极价值和意义,人类所谓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意义,就象小孩的沙城游戏,必将随着时间的宏流而消失殆尽。

神将地球上的一切赐于人类,这是对我们爱抚和赏赐,但如果人类违背神的意旨——科学——就会遭到神的惩罚。

神也在我们心中,融入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原子”是神的“细胞”,当我们信仰神,坚信神的全能,就能将体内的原子、分子聚合成各种激素,产生无比的力量,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有些学派认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是在缺乏终极意义的宇宙中的一种转瞬即逝的偶然存在,这是处于迷惑之中的自虐思想,是极其可悲的。

人格主义认为,整个宇宙和世界都具有象人一样的价值取向,趋向于一个统一、和谐、完满、终极的善的目标,这也就是宗教中的神。

神学的方向,哲学(本体论)的脉络,最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精确定位,精确揭示宇宙万物的本质,人类存在的意义。神学、哲学善于从宏观上感知宇宙万物,科学则善于从微观上掌握宇宙万物的本质,由于前二者的研究成果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因此通向所谓的“真理”道路可能有很多条,这取决于是哪个学派、哪个教派得势,这正是使人类陷入无尽争斗、苦难的根源。而科学通向真理之路只有一条,因为它能精确定位,因此科学是探索宇宙真理最佳方法。由于科学探索是微观的、量化的、精专的,因此还需要用神学提供方向,哲学提供某些脉络。

哲学本体论探索的万物本原实际上就是宇宙之神,因此神学、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科学是探索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最有力工具,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能建立统一宇宙万物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说科学最终探索的也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之理,三者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在三者中,神学最先产生,因为它是人类的终极关切,攸关人类的生死存亡(如原始社会对自然神如太阳神、雨神的崇拜),随后,从宗教中衍生出哲学、科学,哲学源于古代神职人员对宇宙万物的理性思辨,科学源于古代神职人员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实践,此后,哲学、科学逐渐从上古宗教中分离出来。因此,神学、哲学、科学都有共同起源,源于人类对宇宙自然力的崇拜、信仰、理性思辨和实践探索。

万物的本原就是宇宙之神、宇宙本体、存在的存在、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真主、梵、天、道,宇宙秩序就是宇宙程序,就是宇宙精神运行的体现。因此笔者从宇宙万物的源头统一了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得出以下“统一公式”:

宇宙=宇宙秩序=宇宙程序=宇宙精神=宇宙之神=宇宙唯一主宰=上帝=真主=梵=天=道=各宗教中的神=宇宙本体=存在的存在=终极实在=万物本原=自然规律=万物之理=自然科学=真理=神的启示

在“统一公式”中,“宇宙秩序、宇宙程序、自然规律、自然科学、万物之理”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或者说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的概念。“宇宙本体、万物本原、存在的存在”是哲学领域的概念,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上帝、真主、梵、天、道、终极实在、宇宙唯一主宰、宇宙精神、宇宙之神、各大宗教中的神、神的启示”是宗教神学的概念,也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宇宙、真理”在自然科学、神学、哲学领域都有论及。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宇宙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物质是宇宙精神运行的外在表现,是幻象。宇宙精神就是宇宙之神,宇宙唯一主宰,就是上帝、真主、梵、天、道、终极实在、各大宗教中的神,就是哲学研究的宇宙本体、万物本原、存在的存在。神学着重研究宇宙“精神”的一面,而自然科学着重研究宇宙“物质”的一面,哲学则对宇宙的“精神、物质”两态都有研究。“自然规律、万物之理、宇宙秩序、宇宙程序”就是对宇宙物质运行态的归纳。宇宙物质的运动只是宇宙精神运行的表像,也可见的,可测量、计算、证实的,所以实际上自然科学、神学、哲学研究的都是同一种事物,那就是“宇宙之神”。而过去由于人们受时代的科学认知水平所限,及思维模式、文化传统的禁锢,使人们在研究“万物本原”之时就象“盲人摸象”,有些先哲摸到的是宇宙之神“物质”的一面,另一些先哲感知到的却是宇宙之神“精神”的一面;实际上两者都有正确的成分,都拥有“部分真理”,但都是不完备的,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双方各执一辞,争论不休;由于同样的迷惑,又在各自阵营中分裂出很多学派,并认为自己获得的是“真理”,别人获得的都是谬论、邪说,这正是使人类陷入无尽纷争、苦难的根源。笔者提出的“统一公式”则能从根本上统一人类思想,拨开迷雾,看清光明的真理大道。

 

 

 

 

 

 

§1.9  存在的意义

 

学者们过去认为,是否会“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但随着对生物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发现有些动物也能制造工具,如黑猩猩能制造和使用石器,乌鸦能制作钩子钩取食物(牛津大学教授的研究)。如果说人类发展出“社会”这种组织形式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但实际上在很多动物种群中也存在“社会”组织架构(如猴群、狮群、蚁群就有很初级的行为规范、组织结构),虽然很初级,但人类复杂的“社会”体系正是从此逐步发展而来。如果说人类有“思想”,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差别,这种观点更站不住脚,现代科学已逐步发现,很多动物、植物都有思想。那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到底在哪里?笔者指出,人类拥有探索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渴望和智能。

动物也有自我意识,在困难面前,这种自我意识就会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技术学习”,工具的使用和社会生活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表现,黑猩猩能认识镜子中的自己,会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牙齿和屁股,有时还会对着镜子给自己化妆,醒来时,如果发现自己耳朵上有油漆斑点,它们就会查看自己的手指。水獭能开启啤酒瓶的瓶盖。科学家对猫、黑猩猩、蜘蛛、毛虫、鲸、企鹅、象、鸟等动物进行研究后发现,它们有“智力”,有些动物甚至会撒谎,现在,科学家都承认自己对动物有误会。

人体构造与哺乳类动物特别是灵长目动物很相似,人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关键在于大脑的细微结构,从人猿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中,在群居的环境中,其大脑发展出很强的学习记忆能力,整体上表现为脑容量增大,特别是大脑皮层增大增厚,微观上表现为神经元之间产生更多的突触连接,空间分布上更加合理,即在相同的脑容量中能存储更多信息,使人脑具备发展出初级智能的潜力。但这只是一种潜力,刚出生的婴儿和其它动物一样没有智能,在社会中的成长就是不断学习记忆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智能是后天输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社会教育,而是与动物一起生存野外,那他与猩猩没什么区别,如“狼孩”之类的案例是很多的。人类的智能实际上是所有地球人类经过十几万年的生存实践逐渐积累起来的,当人类发明出文字,就使这种智能积累加速,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动物一样是通过声音与肢体语言完成的,所以学习、教育对人类的智能进化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我们大脑中的智能是无数前人智能的集成。

其它动物通过父母的生存技能传授及自身实践获得一种很强生存适应力,这种能力与人类的智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者的差距在1010倍以上。动物的生存适应力不能称之为智能,因为它们就算接受最好的教育也只能学会很有限的知识。而且它们的进化已受到压制,因为在地球上有人类这种优势物种。

以上分析了人与动物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别,即可见物质上的差别,那人与动物在精神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动物主要通过获得食物、性等刺激来获得生存满足,人类当然也有这种原始的动物本能,但人类却有一种使自身根本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特质,那就是人类具有探索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渴望和智能。然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的动物本能被发挥到了极至,乃至于扭曲、畸化,即通过获得超过机体实际需要千万倍的物质来获得满足感,而且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掠夺,已发展到将摧毁整个人类家园的危险境地。

蚂蚁的存在有意义吗?鲑鱼的存在有意义吗?猩猩的存在有意义吗?它们的存在没有终极意义,要说有意义,也只是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使地球生物圈进化出“人类”这一有望完成神的使命的智能生物。50亿年后,地球上除人类外的所有生物都将在太阳火球(红巨星)中消失,只有人类能信步银河系,而且只要人类控制着地球,就会扼制其它生物的智能进化,只有当人类因自身的迷惑和偏见导致灭绝后,地球生态系统将在一亿年内进化出一种与人类相当的智能生物,可以肯定的是某种哺乳类动物。

 

 

 

 

§1.10  人类的使命

 

神赋予地球人类的使命是:开拓宇宙疆土,播洒文明,将宇宙行星群文明化,消灭宇宙有机生物界中的“邪恶”、“魔”、“地狱”,使宇宙行星群成为“善与爱”的天堂。

人类将成为宇宙有机生物界和谐秩序的维护者。人类领会神的启示——科学——团结一心,共同发展,开拓宇宙无尽疆土,发掘宇宙无穷宝藏,播洒文明,这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之所在。

 

 

 

 

 

§1.11  人类主义

 

今日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母亲,我们都是至亲的兄弟姐妹。将物种按趋异程度排列,就形成了可以表现进化史的系统发生树,将群内种与远缘的种群进行比较,可以得到该群在进化树上的根,动物线粒体DNA进化迅速且不发生重组,所以能极好地体现相对近期的趋异。对人mDNA分析表明它们全部来自于一个生活在大约140000290000年前的单一祖先的序列(一位女性,人类共同的母亲)。数学上有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能够追溯得足够远,任何特殊突变或非重组DNA片断都可以被追溯到一个单一的起源,所以“人类共同母亲”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这位母亲的居住地,人们还有一些争论,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她生活在非洲,对此,有两点证据:①系统发生树图上大多数分支都出现在那里;②在那里发现的mDNA分化程度最高,这表明平行的女性谱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长。

因此,我们这些事实上的兄弟姐妹,应当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共同发展,开拓宇宙无尽疆土,开发宇宙无穷宝藏。目前,我们必须先治理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克服困难,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人口、资源问题)。

在各大宗教中,神早已教导我们,我们人类不分种族、民族都是兄弟姐妹。






§1.12  宗教的科学化、本质化、现代化改革

 

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为代表的世界各大宗教都是通过对宇宙之神的信仰,使人类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寄托,使人们心态恢复平衡,大脑程序恢复正常运行,使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产生无比的勇气,渡过难关。当然这些科学原理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不可能被明确阐述。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笔者对宗教的科学化、本质化、现代化的改革,将使人类宗教的发展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宇宙主义将成为整合、团结全人类的最有力思想武器,是维系人类大家庭团结发展的基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许会对其中的某些内容稍加修正,但其中心思想是符合宇宙、星系、地球、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是最接近“真理”的。这种思想体系对于几亿年后的人类星际移民社会也同样适用,因为他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宇宙万物及其内在规律。

通过笔者对宗教的科学化、本质化、现代化的改革,使宗教与科学融为一体,今后任何的科学发现都是对宗教信仰的有力支持。

现在及未来,在势不可挡的科技大潮中,不顺应科学潮流的宗教,将逐渐失去思想领地,只有将神学与科学统一,才能使宗教得到中兴,才能更好体现宗教的价值。各大宗教必须进行科学化改革,以适应科学主导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很多传统宗教教义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很多地方,宗教的影响已今非昔比,因此必须用现代科学还神学以真象,使各大传统宗教得到中兴,当然这不是指西方社会过去的神权政治。在改革中,各大宗教可以借鉴“宇宙主义”中的一些内容,未来宗教的使命就是将全人类统一到神的旗帜下,消灭人世间的邪恶、魔鬼、地狱,教导人类团结一心,共同完成神赋予人类的使命。宗教人士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精神上的引导和教化,使人们不被物欲所惑,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举办各种科学普及活动,向世人宣讲神的博大,而不去干涉政府的施政。

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很大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基督徒共同信仰基督教,穆斯林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徒共同信仰印度教,这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同理,信仰宇宙惟一主宰——宇宙之神——可以作为地球上所有宗教信徒的共同信仰,并视所有信徒为兄弟姐妹,同时却可以保留各自宗教的所有个性。

笔者建议组建“宇宙总教”,联合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犹太教、道教、巴哈伊教、耆那教、锡克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及一些新兴宗教,宇宙总教相当于一种“世界宗教联盟”,在共同信仰“宇宙之神”和视所有信徒为兄弟姐妹的基础上,各大宗教可以保留自身的所有个性。宇宙总教宗旨:调解宗教间争端、冲突,促进人类和平,与各国政府协调促进民族、种族的和解,共商宗教发展大计,使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协调,使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宇宙总教委员会是宇宙总教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大宗教领袖出任委员,主要职能是:和平解决宗教间的冲突,共同发展人类宗教事业。

这里的“新兴宗教”是指致力于和平、环保、社会公益、保护妇幼和修身养性等事业,有益社会发展的新兴宗教。

 

 

 

 

 

 

第二章    统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2.1  文化冲突

广义上说,文化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结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它大致包括了精神、行为、制度、物质几个层面。在每一种文化中,其构成最核心、最稳定、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最外层一般都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一面。可以说精神文化构成了文化的灵魂。

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认为,“文化是在某种社会里,人们共有的由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有机整体,也是非先天遗传的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和。”

德国《大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是“指人类较大集团典型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对这些生活方式的精神表述,尤其是价值标准”。

所谓文化冲突,是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看,就是文化体(民族)之间争压空间占有权的斗争。这里所说的空间,当然是指文化空间,而不是几何学的虚空。

文化冲突有它自身的一些特征,比如间接性、隐含性、内在性等。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文化冲突的特点也基本如此。冷战后,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文化冲突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冲突的重要变量。

一方面,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因素。冷战制衡机制的散落更为文化参与国际政治提供了历史契机。冷战后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以及其它以民族冲突、种族仇杀和宗教纷争为表现形式的“冷战综合后遗症”的频频发作,均给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涂上浓重的文化色彩。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强化了解决国际冲突的难度。国际冲突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对国际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及目标寻求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界说,从而使利益和权利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使冲突在现实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极大地增加了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冲突的难度。

民族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人们的一般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行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作出反应时,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会使该民族的群体和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文化系统的排他性和内整性由此而生。因此,文化认同意识很易于成为民族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观念基础。如果不能正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从而为激烈的文化冲突埋下伏笔。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就是不同的社会程序,人脑程序。文化冲突就是这些不同的社会程序、人脑程序间的不协调的相互作用,因此要使文化冲突降低到最低值,就必须使不同文化形成“同心”(图1),即将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宇宙的主宰“神”将它们统一起来,核心是神赋予人类的使命,人类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在“同心”的基础上,各民族、各国的文化应当也必须是多姿多彩的,因为这样有利于人类智能的进化,文化多样性使人类智能的扩展、升级具有无限可能性,如同样解决一个问题,受到不同文化熏陶的人会提出多种解决方法,即多种思维方式,或者称解决问题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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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的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

价值观作为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20世纪,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人的行为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的行为的社会效应空前增大,人对地球的“征服”引发的自然界的报复也更为猛烈地表现出来,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严酷的事实使得人们用科技征服地球的信念破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科技的作用与合理性限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与人文社会科学日益接近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人文意涵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科学技术中的人文价值问题日益突出。

实现价值哲学理论的科学化或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的科学化,促进社会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体系,确立健康向上的精神支柱,确立正确的信仰、理想、信念,努力克服精神生活空虚、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的现象。

价值规范既是社会生活意义与秩序的表现形式,又是社会资源控制和利益分配的约束条件。

任何范导人类行为的价值与规范都产生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而交往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关系,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一种稳定性和有序性,人们需要对他人的行为作出价值预期,而使预期成为可能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们的社会作为可能因遵守某些规则而呈现出重复性特征,即行为具有规范性,规范性成为了价值预期实现的一个条件。社会行动规范性的意义是通过概念体系的建构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社会行动的规范性意义表现为一种知识结构,它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知识形式来范导个人行为的。

价值规范是一种行为准则,或是一种导向群体共同价值的规则体系。恰如价值学理论的代表人物W·M·乌尔班所说:“建立一种规范也是建立一种真理或一种知识形式。”这种知识形式不仅向社会提供合法性的来源,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话语方式,它不仅使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能够自发地组成或被自觉地整合成为有序的社会,而且它还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使得社会控制日益成为一种自我认知的基本条件。

秩序,是一种被发现的具有价值功能与意义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在自然过程中和社会过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历史表明,凡是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人类的这种倾向乃常常地植根于整个自然结构之中,而人类生活则恰恰是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人类生活中的禁忌、习俗、道德观念、法律思想以及价值合理性的信念等等,无非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某种生活秩序的正当性,而无序或失序之所以不能成为人类正常生活中的价值目标,就在于通过利害机制而形成的公共理性及共选择,所遵循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原则是以主客两分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假设中的。所以,价值规范就是一种为了保证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并由习惯性力量和利害关系共同造成的集体意识和规则体系,它以特定的价值预设为逻辑起点和行动前提,传导出对社会成员的,以共同利益为取向的行为期待与约束,是一种具有鲜明自为性特征和历史继承性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方式。

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而这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相伴随,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公认的价值理念。这种人类公认的价值理念是人类关于自身如何更好地生存所普遍形成的信念,它们正在成为人类公认的价值原则和活动准则。人类公认的价值理念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更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工业文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在市场经济下,人的物质欲望是以追求抽象的“物”——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对抽象的、一般的物质财富的追求,必然会诱发出拜金主义。物欲的膨胀会伤害人们的情感世界,扭曲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阻滞人们的精神交往与沟通,精神生产这片高尚的领地也会受到功利主义的污染。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如果说在工业文明的早期,勤俭还是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那么,随着牟利性的生产对消费的影响,必然会刺激起人们过度消费的欲望,造成消费主义的祸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物质欲求和精神追求相分裂,整个人类文明向物欲倾斜。20世纪,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性,使贫富差距更为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追求更加强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功利主义的观念渗透到精神生产之中,高雅文化被冷落,低俗文化充斥着文化市场。

现在,社会因素的复杂多变,使得人们往往不再把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视作确定无疑的,生活世界的动荡不定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念,许多人失去对生活意义的坚定信念,怀疑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随之蔓延。然而,现代社会却又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抱有明确的态度,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和选择。人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然而,生活世界的变换不定,理想信念的迷失,又使人难以弄清生活的最终意义。人往往生活在渴望理解生活的最终意义,却又怀疑生活最终意义存在的矛盾之中,生活在因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而对周围世界无所适从却又必须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的矛盾之中。由于缺乏精神的支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精神病患者增多。

当代人类核心价值理念是以个体为轴心,以刺激和鼓励个体自由追求实利为基本价值取向构建起来的价值理念体系。个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可以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人,相对于人类的国家,相对于宇宙的人类,因而当代人类核心价值理念实际上既是个人中心主义的(相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相对于人类而言),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对于宇宙而言)。

因而人类整体和自然界的权益就无法得以保障。这样,一味刺激和鼓励个体自由追求实体,就可能使人类整体和自然界成为无人保护的受害者。而且,实利的获得从根本上说就是财富的占有,而财富最终来源于并非其资源取之不尽的自然界,并且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总是无限的。这样,对实利的自由追求(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自由追求必然变成贪得无厌的无限追求),加上人口的迅速膨胀,必然导致有限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乃至枯竭,必然导致为占有更多财富而引发的各种争斗乃至战争,从而必然导致人类整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人类个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压力。

当代人类核心价值理念的缺陷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日益显露出来,而且已经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主要可以从个人与自身、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人类与自然四个方面的关系来看。

从个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由于过分刺激对实利的欲望和鼓励对实利的无限追求,人日益被欲望所主宰、所奴役,欲望是不到满足感到痛苦,得到了满足又感到空虚,而欲望又在不断地被刺激、被开发,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样一来,人的心灵始终躁动不安,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来看,由于作为实利的社会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而人变得日益贪得无厌,因而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竞争愈演愈烈。生活在今日世界的人不仅普遍感到自己像是被推上快车道的车身不由己,活得很累,而且感到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不得不处处设防。这样一来,人际关系日益紧张,人的情感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人感到孤独、苦闷,容易发生心理疾病,吸毒、性乱、邪教、自杀等反社会、反生理行为流行。另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在生理条件方面和环境条件方面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不平等,因而即使人们在人格、权利、机会方面平等,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当代,这种不平等不仅突出地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而且更深层地表现为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的对立,而这是当代公正理念所难以解决的,因为当代的公正理念是以维护个体自由和权利平等为目的的。

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国家化,国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非常特殊的利益实体。国家以维护本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为由,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庞大的军队,以它国为假想敌人。为了维护、扩展本国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诉诸武力。其结果,国际社会强弱悬殊,弱肉强食,战乱不已。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断向自然开战,把地球看作是用之不竭的宝库,野蛮地掠夺地球。在人类真正成为地球的主人的同时,地球再也承受不了人类的蹂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人类虽然已经普遍确立了环境保护的理念,但这种理念无法抵御人类日益张大的“胃口”。

事实表明,人类如果不努力克服主宰自己的价值理念的缺陷,人类将会在自己的辉煌中走向灭亡。因此,今天人类需要反思和批判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反思和批判,克服现行价值理念的缺陷,使之走向完善、合理。根据当代人类核心价值理念的优点和缺陷,人类不应该简单地否定这些价值理念,而是应该对这些理念作适当的限制和调整,并另外补充一些必要的新理念。这也许就是人类公认的价值理念的未来走向。

 

 

 

 

 

 

§2.3  终极价值和次级价值

 

神创造一切,神是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源泉,完成神赋予人类的使命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终极意义之所在。现在人类社会设定的“价值”只属于“次级价值”,或者称“普通价值”。次级价值又可分为“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在人类目前的价值体系占有重要位置,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它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之必需,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而人类价值体系中的“物质价值”却存在很多虚幻成分、泡沫成分,维持有机体存在并繁演的能量、营养(氧气、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脂肪)在社会中的实际价值是很低的,很易获得,但同样的营养与能量在社会中却赋予它极大的“物质价值”差异,如在不同饭店中摄入相同的营养、能量,其支付的货币的差异在110000倍之间。人类所谓的价值连城的古董,本质上只是一些矿石或金属、纤维,更本质地讲是几十种相同的原子,钻石与石头同质,黄金与铁、铅同质,价格上却差异极大。

在人类社会中,有一些事物兼有“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如艺术品既有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等精神价值,又有艺术品材质的物质价值,此类事物的价值判断需要视实情具体分析,如人的自我实现价值,其中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但其中也有“物质价值”的成分。

历史上有多少豪门巨贾,而今安在?他们拥有的富可敌国的所谓“财富”,而今安在?历史上有多少人为了所谓的价值、利益而相互残杀,民不聊生,留下来的只有埋藏在人们心中和书籍中的仇恨和千疮百孔的地球家园。

人类正在为争夺这些虚无的价值和利益,而肆意破坏地球环境,得到的只是分子的不同聚合(各种产品),物体(商品、原子)的互变位置(所谓“得到”),失去的是却是最宝贵的东西——人类的生存基础,完美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的地球母亲。

笔者认为地球人类设定的“次级价值”必须与地球人类的终极价值相协调,以后者为指导,经济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直至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使宇宙行星群文明化,成为“宇宙人类”。而且这些“次级价值”本来就是人为设定的,是可调的,且人的欲望也是可调的。

笔者承认物质刺激对目前的普通民众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它也是推进工业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笔者在此的“重精神,轻物质”之言,主要针对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而发的,希望有矫枉过正之效。

当今社会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已成为攸关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从工业社会步入生态社会,由于地球资源有限性和生态系统脆弱性,在人类广泛移民银河系之前,即步入“银河社会”之前,人类必须合理利用地球有限资源,珍惜我们惟一的生存家园。“生态社会”是指经济、环境、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行模式。环保将成为人类重要价值观,环保、生态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占2035%。人类既然可以赋予“钻石”以高贵价值,那么也可以给“环保”赋予崇高价值,况且后者与人类的性命攸关。

生态社会与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发展高科技,能在相等的资源中形成更高产出,如各种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高科技是人类环境发展事业的有力工具。知识的普及将极大提高人类的环保意识,保护地球将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生存环境。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的终极武器,利用它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大部分问题。科学就是人类对“宇宙程序”的认知。

随着人类智能的进化,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将逐渐形成一种以“精神价值”为主,“物质价值”为辅的人类价值体系。

不知道自身在宇宙中真正价值的人类,时常处于迷茫、困惑之中。他们的生存就象小孩子过家家,两者都有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和价值物,在成人世界中,黄金和钻石、古董被设定为很有价值,其实它们只是一些与铁片、石头同类的物质,后者在小孩子游戏中被设定为价值物。成人和小孩游戏的唯一区别在于量和度的不同,前者的游戏规则繁琐且执行有力。而且成人的游戏是危险的,如果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因人类的纵欲终将使地球生态系统崩溃,人类建设的“价值大厦”终将象小孩搭建的沙城一样土崩瓦解。人类只有认识到宇宙之神赋予人类的使命,并努力去完成,才能实现人类的终极价值,才能使人类获得永恒。

 

 

 

 

 

§2.4  “得到”该如何定义?

 

“得到”该如何定义?我们得到的,真的得到了吗?那要从人体的真正需要讲起。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氧气、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脂肪、性、阳光。在社会中获得上述营养、能量的成本很低,只需0.5美元/天,一顿5000美元的豪门盛餐与一份0.6美元的二萦三素的经济餐(中国物价),对于人体而言,其健康的摄入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对人体而言,它们是同质的,我们(人体)也只能得到这些,摄入过多营养还会发胖、得病。

那么,我们“得到”的五彩缤纷的物品又是什么?我们真的得到了吗?不,我们得不到,它们无法进入我们体内,我们所谓的“得到”只是物品(如珠宝、古董或者称原子、分子)转换了一个位置如移到你家,我们从得到的事物中获得的快感,只是大脑从人体感觉器(如皮肤、眼睛、耳)接收的电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得到的只是物体反射的光子和神经末梢转换的电信号。一切物品都将在时间的宏流中化为尘土。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生命的原动力之一——“性”。“性生活”只是人体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联合生化反应过程。我们得到的只是从上述感觉器传输的电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在性生活中得到的只是电子,产生“快感”的因素——性激素、苯乙胺、苯丙胺、脑啡呔、内啡呔等大分子都是体内自行合成的。这些“快感分子”都是内源性的,即人体可源源不断自行生成。

目前,我们视之为“毒品”的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海洛因与上述“快感分子”结构相似,受体相近,不过它们都是外源性的,极易产生依赖性。因此,只需改变思想(调整人脑程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能有效调控人体内精妙的生化制剂工厂,源源不断地生成内源性“快感分子”,从而根除“毒品”之患。

非必要欲望被人为制造,如各种商业性广告宣传,将各种信息通过声、光、电输入人的感觉器,再输入大脑,经反复强化后,使人产生各种购买欲和消费欲。

欲望是可控可调的,在人的众多欲望中,除了基本生理需求(营养、能量、性)外,其它欲望(如获得汽车、房子、珠宝、权力、荣耀)都是可控可调的,欲望只是人体的电化学反应,只需调整人脑程序。

精神享受与物质享受所得到的快感,实际上也是同质的,都只是一种机体的电化学反应,更准确地说,物质快感是大脑接收感受器传输的电化学信号后,经复杂处理后生成的快感,精神快感则可在大脑内自行组织、合成,产生多种神经递质,形成快感。总体上讲,精神享受是以内源性为主,物质享受是以外源性为主,在机体获得基本的生理需求后,精神享受显得更持久,且不依赖外物;而物质享受必须借助于外物的刺激,而且欲值会越来越高,很易产生“魔念”。

笔者说这番话的目的在于劝诫人们不要过分追求物质利益,不要被物欲所迷惑,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获得平静、祥和。

 

 

 

 

 

 

§2.5   统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笔者研究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重要书籍,发现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笔者去追寻两者的源头,最终发现自然科学的源头是由量子构成的“宇宙”,人文社会科学的源头是“存在”,发现两者的源头实质上是同一的,那就是“宇宙之神”,具有精神、物质两态的宇宙(图2)。

 

 

 

 

人文社会科学是在人类探寻“存在的意义”之中产生的,是人类的终极关切,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就是完成神赋予人类的使命,这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终极意义之所在。

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学作为对宇宙的认识,本来就应该是内在统一的,它之所以被划分为各门学科,是人类认识上的需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愈来愈相互渗透,包括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在内的交叉科学的不断涌现。

现在世界各国对科学的理解大体上两种:一是英美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应是具有高度的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具有尽可能的严密的逻辑性,最好是能公理化,其次是能运用数学模型,至少也要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2)能够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二是德国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就是指一切体系化的知识。人们对事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不管它是否体现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性,都应该属于科学的范畴。

按照英美的理解,只有自然科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科学勉强可以算科学,而人文方面则不能看成是科学。因此,英美等国把所有的学科分成为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人文学只能是学问,是一门学科,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按照德国的理解,则人文科学也应当属于科学。德国人把所有科学只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显然,这里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所谓人文科学,是指一些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以及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它是以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为学术研究主题的学科,它所研究的是一个精神与意义的世界。

人文科学是一门最古老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最早的学问就是人文科学。古人把人类的各种学问都统一称之为“智能之学”,或曰“哲学”,其实就是人文之学。

从人类科学史来看,人文科学早于社会科学,并曾经包容过社会科学,这种状况至少延续了几百年。

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通常它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的形成远远迟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具体时间来看,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以经验的方法对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学科都是从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独立出来,到19世纪才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的理论结构。社会科学的出现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变革兴起与迅速发展的产物。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科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守护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如果说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它们对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的或整体的考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机制、变迁、动因等等进行深入研究,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系统知识和理论,使人类能够更好地、更有效率地管理社会。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意义分析的方法,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而社会科学则较多的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的方法。

但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大大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虽然能够作某种程度的区分,但本质上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构成的,任何社会现象终究是通过人的社会行为或社会活动来表现的,离开了人,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也不可能有什么社会现象。人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物,它既不是简单的生物体,也不是没有生命的物理实体,人不仅具有自己的目的和意志,是一个不断追求自己理想和价值的个体,而且在他身上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承载着人类全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以及由这样的人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分清什么是“人文”,什么是“社会”的。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辩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因此,尽管把人文社会科学区分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理论上是必需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相当困难。因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在具体问题上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很多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界限在具体学科到底于人文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历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著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社会科学”条目中列举了8个学科,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指社会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指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指社会及经济地理学)、教育学(指学习与社会的关系、学校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的研究领域)、历史学(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流》中则列举了11个学科: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人类学、史学、艺术及艺术科学、法学、哲学。并认为前5种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后6种属于人文科学。这说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确实有某种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例如,历史学就是一门兼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学科,从研究对象看,历史学无疑属于社会科学,但从研究的主旨和研究方法看,历史学更属于人文科学。再如法律学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也长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从研究对象看法学同样属于社会科学,但从方法看它更接近人文科学。再如哲学是否属于人文科学,心理学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等等,都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正因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如此难以区分,所以人们更经常地是把两者合在一起,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来自自然科学。由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使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能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数学方法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学,统计学被运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系统论、信息论等新兴学科的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被认为是一门科学具有更为完备形态的重要标志。因为客观世界既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人类社会,它们都有量的规定性。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料,它们反映了社会现象中复杂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并运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才可能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只有以大量数量资料为依据,才能真正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这门科学获得更加完备的科学形态,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更加精确。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大量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与潮流。人文社会科学在收集、整理资料以及分析资料工作方面,之所以能够摆脱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转而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得力于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运用。计算机使人们从大量简单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应用数学方法创造了条件。

数学模型在近年来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希望通过对社会有关实际问题的资料进行分析,找出一些社会现象在资料上的关系,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然后求解并对这种数学解作出理论上的解释与评价。数学模型方法应用最多的是经济学,例如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模型、最优化模型、经济预测模型等等。这种数学模型方法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中也有相当的应用。甚至在人文科学中,这种数学模型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应用。例如,在史学中,由于史料记载的缺漏、不连贯和真伪混杂难辨,给运用一般的数学方法带来了很大困难,于是,史学工作者引入灰色系统方法,利用分布在历史不同时点上的白色资料,建立起时间连续的动态模型。

即使是在文学研究中,这种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渗透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在文艺研究中,人们引进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作家的语言风格等等。当然,对于文艺研究来说,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

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逻辑思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只有掌握了逻辑分析的基本方法,才能有效地进行理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社会作为人类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结构与功能。所谓结构,是指事物的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与组织方式;所谓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在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与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作用和能力。功能和结构是对应的,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功能与结构又有互相制约的,一方面,事物的固有结构影响着、规定着这一事物功能的性质与水平,限制着它的范围和大小,即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结构的改变也必然引起功能的改变,结构的有序化也促进了功能的有序化。例如,一个企业内部的不同管理结构和劳动组织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劳动生产效率,这种结构越是有序、合理和协调,生产状况也就越是井然有序,功能也发挥得最好;反之,若结构是无序的,生产也一定混乱无序。另一方面,功能也制约、影响结构的变化。如企业技术更新能力的减弱,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导致企业失败、破产。

学科的深度分化、高度综合与科学一体化。从学科本身来看,学科际沟通与范式转换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深度分化、高度综合和科学一体化发展。

学科分化,是指某门学科发展成若干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分支学科,它既是人类科学认识运动由粗略到细致、由浅入深的体现,又是新分支学科产生的重要形式。学科分化有两种方式:一是“深层局部对象研究的分化”,即对原学科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一个层次的研究,建立若干分支学科,分别研究深层的不同研究对象;二是“同层侧面研究的分化”,即在同一层次的领域内,各个方面内容分别开来作为不同的独立研究对象,对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形成若干新的分支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出现学科分化,主要是由于人文社会世界的层次和运动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每一层次和每一运动形式都各有其独特的性质,这种特殊性为学科分化提供了客观依据。

学科综合,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独立的学科,通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形成一门具有新的规范的新兴学科。学科综合是从若干方面的局部性认识发展成为某一特定的新的、整体性的认识,是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特性、不同功能、不同关系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因此,它不是各专门学科知识的简单的机械的累积和叠加,而是多种学科知识结合的结果,是新的科学规范的创生。现代学科的综合,主要表现为包括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在内的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它具有多种形式:有相邻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远缘学科之间的交叉;在同一层次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数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等。学科交叉的方法主要包括移植法、杂交法、提升法、横断法、综合法;移植法是把某一门学科的范畴、原理、方法移植到另一门学科,如将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移植到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杂交法是由两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互相融合而产生独立于母学科的学科,如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杂交形成经济伦理学;提升法是用高一层次的学科理论研究某一学科而产生的新学科,如用哲学研究科学,产生科学哲学;横断法是通过概括不同领域中一类现象的规律,而产生横跨几个领域的横断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综合法是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某一特定对象或领域而产生的综合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

学科分化与综合是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在现代,各具体科学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也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这不仅表现在上文所述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原理、方法的相互渗透,而且表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涌现出一系列综合学科,已出现的环境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海洋科学、生态科学、空间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等都是体现了这种综合的高度综合性的学科。它们以自然界和人文社会世界中一定的客体为对象,利用多种学科的范畴、理论和方法,从各种不同侧面研究某些复杂的课题或某类现象。如环境科学就是以研究如何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质量为目的的综合性学科。由于环境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客体,因此,研究环境不仅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的知识以及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同时,还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人口学、教育学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此外,这种汇流还表现为:技术、生产与管理成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的结合点,系统科学成为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是具有必然性的:一方面,客观世界运动形式的可微分性,使人们有可能按照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另一方面,客观世界本身的普遍联系和物质统一性构成了科学知识整体统一的牢固基础。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现象虽有差异,但毕竟又具有共同的基础和规律。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这种统一性的认识程度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也将更为密切。我们认为,科学汇流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科沟通和科学范式转换的过程;科学的统一性与各门具体科学的愈益显著的汇流趋势,为人们加强学科际沟通、促进范式转换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而且必须加以重视的合理思路。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化、一体化,并不是说两者可以直接等同和差别消失,更不是说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向某一门具体科学看齐、靠拢乃至归并,而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整体系统性的增强、互通融合性的递进和协调有序性的提高,在其实质上是一种丰富差异性的协同和复杂多样性的统一。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交融和渗透,决不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物质运动规律、社会发展需要和科学研究能力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其发生发展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基础和本体论前提,就在于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所谓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一为自然,一为人类社会,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知识体系,不过是对自然与社会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在古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统一的,那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的直接同一,那时的哲学包含了所有的科学知识,科学家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身。亚里士多德既研究哲学以及政治、历史、伦理、逻辑等人文社会科学,也研究物理、天文、气象、生物等自然科学。到了15世纪下半叶,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也逐渐发达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逐渐分离,成了两大门类。到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又出现了相互结合的趋势。而在今天,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同时也存在着从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了。正所谓“万法归宗”,“万法”(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既源于“宗”,必将归于“宗”,这个“宗”就是具有精神与物质两态的宇宙。“宗教”就是对宇宙之神的探索和信仰。

人文社会科学的源头是“存在”,甚至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在探寻“存在的意义”,对于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而言,他们探索的是宇宙的本原是什么及其意义,而普通民众则时刻在追寻“人生存的意义”,两者探求的层次差异很大,即“人的存在”永远服从于“宇宙的存在”、“神的存在”,只有宇宙之神才能赋予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如果人类没有终极意义,那我们的存在,我们追求的一切价值物,都将失去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一种可以实证的知识体系、科学体系、文化体系,而且是一种非物化的思想体系、理想体系、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

宇宙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是未来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主体。

如果抛开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早已证实,自然界中的蚁群、狮群、猴群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结构、长幼尊卑,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为什么研究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而研究蚁类、猴类社会却属于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以研究“人脑程序”为主,社会科学以研究“社会程序”为主,当然两者研究领域、内容及适用范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紧不可分,因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由人脑指挥建立的,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又反作用于人脑,两者形成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在社会科学出现之前,人文科学兼有研究“社会程序”之责。人脑程序、社会程序必须顺应宇宙程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紧密融合,采用大量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最终得到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真理。如地球生态环境是运行宇宙程序的结果,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必须与之相协调,不然必将使地球环境恶化,直至地球生态系统崩溃,人类失去生存家园。又如,一群人主观地希望乘坐的一辆大客车能驶完1000公里的路程,而实际上汽车油量只够行驶600公里。这群人在讨论决策的过程使用了“人脑程序”、“社会程序”,而汽油燃烧能及其在发动机中的能量转化率却是固定的“宇宙程序”,为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定,因此,这群人的“人脑程序”、“社会程序”没有顺应“宇宙程序”,他们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这群人可以引申为全人类。

众说纷纭就是迷惑的表现。由于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领域的争论就很少,并且最终能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中的哲学一直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很多问题已争论了几千年,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人类社会无所不在的迷茫性可见一斑。因此必须借用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方法将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精确定位,然后将它们尽量简化,各个学科最终可以简化成110个词,并以这些“单词”为模块,综合人类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将这些模块按主次重轻、远近长短在多维时空中进行组合,就能得到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唯一真理体系,这就象大分子结构一样,用周边的原子(相当于学科模块)力场给当中那个原子精确定位。人类社会的秩序就象分子秩序一样,也能精确定位,只要排除偏见和某些人的私欲,以公正、客观态度研究它们。

笔者在本文中也秉承“简化、精确”原则,使要义尽量简明、精辟。笔者的“简化”之举正是针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弊。

笔者所称的“统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使两者在宏观上、整体上实现统一,找到了它们共同的源头及它们在终极目标上的统一,并指出了两者相互融合、一体化的趋势,但它们彼此的个性是永远存在的。

 

 

 

 

 

 

§2.6   宇宙唯一真理体系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笔者认为真理必然是合理的,合理是真理的基本条件,只有那些经历了历史(时间、空间)考验的、长盛不衰的理念,才能升级为“真理”,如“和平”、“秩序”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许多理念或理论在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域存在合理性,但大多会被历史老人所“证伪”。事实胜于雄辩,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证这一关,才能确定其为“真理”。

那么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种跨时代的合理性标准呢?也许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合理性就是人的信念和所为与文化的一致性、兼容性、自给性、无矛盾性等。难道奴隶制社会的专制压迫制度在当时是合理的呢?不!因为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违背宇宙永恒的真理——和谐。奴隶制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人的和谐,因此任何社会合理性理论必须用已知的真理检验,真理是检验社会合理性理论的最终标准。由于人类时常被私欲、偏见所迷惑,因此在社会上必须建立科学、真理的绝对权威,通过民主、科学的立法,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行进在真理的大道上。

自然科学的真理就是自然规律,宇宙秩序,宇宙程序,是客观真理。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就是指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健康持续发展的秩序。“氢原子是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构成”,“水是氢氧化合物”,“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等属于自然科学真理片断,“善、爱、和平、和谐、秩序、团结互助、民主、自由、法治、公正、公平、正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片断,社会程序、人脑程序的编码。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人文社会科学真理体系”,那就是“和谐”,和谐意味着“秩序、平衡”,“秩序、平衡”意味着“法治、道德、善、爱、和平、团结互助、和睦、民主、自由、公平、公正、正义、有节有度、人间天堂”,这些社会真理片断还有很多,可在经久不衰的褒义词中寻找,它们代表“好的、善的”。它们的对立面就是:“无序、混乱、专制、压迫、道德沦丧、物欲横行、邪恶、魔鬼、相互残杀、侵略战争、人间炼狱”。

人类社会的“和谐”态是顺应和谐的宇宙秩序的结果。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真理体系”也会不断发展,但这种整体的“和谐”态是永恒不变的。“和谐”代表着善的、正义的、向神的阵营,它的对立面就是“邪恶、魔鬼”的阵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历史,也就是神的力量最终战胜魔鬼的力量。

“民主、自由、法治”是宇宙的真理。在宇宙中,每一种原子、分子生而平等,彼此之间非常自由地进行繁杂的相互作用,即每一种原子、分子都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可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往来相模拟),而这些原子、分子在相互作用中又遵循一定规律(宇宙程序),这些规则可与“法治”相模拟。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分子构成(当然包括地球人类),因此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真理大道。

宇宙的真理只有一种,一套连贯的真理体系,而过去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只拥有部分真理,真理的片断,都有正确的成份,但都是不完备的,各种学派各执一份“片断真理”,各执一辞,并将这断“真理”放大,或走向极端化,排斥其它“真理片断”,这也是造成人类社会纷争不断的原因,只有将这些“真理片断”视为“模块”,按主次轻重、远近长短、分多层次在多维时空中进行重新组合,才能找到宇宙唯一的真理体系。这种真理体系分“自然科学真理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真理体系”两大主干,在两大主干又延伸出众多小分枝,所有这些都构成一套连贯的宇宙真理体系(图3)。

 

3

 

 

 

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真理体系与自然科学真理体系必然是统一的,但这只是宏观、整体上的统一,即两种真理体系总体上都显现“和谐、秩序、平衡”状态,而在细微结构

上却有很大不同,甚至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如“光具有波粒二象性”这种自然科学真理片断与“民主”这种人文社会科学真理片断。

“和谐有序、和平发展、团结互助、共同繁荣”是人类良性进化、社会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第三章     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

 

 

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有:(1)国际恐怖主义;(2)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3)地球环境灾变;(4)人口、资源、贫困问题。

这些所谓的全球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就其空间范围讲,不是各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具有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就其严重程度来讲,它不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般问题,而是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相当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其解决的方式而言,全球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依靠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而必须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具有全球的协调一致性和相互合作性。

 

 

 

§3.1  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组织正在谋求或已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种最致命的组合。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如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对东京地铁等多个目标发动的“沙林”毒气袭击。如200110月,发生在美国的炭疽邮件恐怖袭击。美联邦调查局粉碎了“基地”组织用放射性武器(脏弹)袭击美国的计划。1992以来,已发现6起从前苏联地区走私浓缩铀和钚的案件。1998年,在莫斯科公园曾发现一起人为的放置放射性物质事件。20011010日,土耳其海关人员在与叙利亚毗邻的边界截获一辆运有500公斤氰化钠剧毒品的卡车。笔者怀疑前几年发生在英国“口蹄疫”事件和美国的“西尼罗河病毒”事件,也是国际恐怖组织所为,因为如果是普通疫情,不可能是“多点源”的,即在很多地方同时爆发疫情。最为可怕的是,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国际恐怖组织必将最终获得“基因武器”(估计在310年之内)。由于现代国际交通便捷,他们对某国发动袭击,转基因病毒将从某国迅速扩散到全球,面对这种无药可治的“转基因病毒”,地球上97.4%的人口将因此死亡。被邪恶、魔鬼控制的恐怖分子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连自已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哪会爱惜别人的生命。

从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现状看,无论是在欧洲、前苏联地区,还是在亚洲或北美,许多活跃的恐怖组织都有自身的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相关联系。但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些组织是在利用民族与宗教问题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旗帜。恐怖组织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危害不断扩大。

在冷战后,对国际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极端社会思潮还是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民族分裂势力接过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某些理论并作极端化的解释形成一种民族分裂主义怪论,其核心是不分时间与空间,绝对化地强调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已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些恐怖组织常常用“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等民族主义理论,为其分裂主权国家的恐怖活动辩解。这些组织不顾历史形成的现状,将本民族的利益凌架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不断诉诸暴力恐怖手段,企图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这不仅破坏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损害该国其它民族的利益,也不利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

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特指鼓吹可以对某些宗教教义作无限扩大化解释、极端化宣传的思潮。许多宗教极端势力正是利用宗教极端主义,诱使虔诚的信徒们从事恐怖活动。极端民族主义一旦与宗教极端主义结合,绝大多数势必发展成为恐怖主义。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大多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为外衣、肆无忌弹地行恐怖暴力活动之实的主因,且已被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的事实所证明。正如有专家所言,不少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它们一般是依靠并借助于宗教传统、宗教意识发展壮大,其口号更具号召力、更富煽动性,其活动也更加残酷、更具破坏力。





§3.2  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             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

 

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国际(国内)恐怖主义的最主要根源。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一些正面意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反面角色展现在世人面前,如造成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民族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走向极端,因此那些在国家或社会竞争中失利的民族很容易产生盲目的排外思想,甚至敌视主流社会,而他们的经济、军事力量远不及主流国家或主流社会,因此就采用不对称的各类恐怖袭击,希望通过恐怖手段达到某些目的。

“归根到底,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所在的族群的偏爱,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

当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这种狭隘意识就与时代潮流越来越不相称,这时的“团体”意识必须从“民族”级提升到“人类”级,保护全人类的利益就是保护自身的利益,因为我们同处一个地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同样受到环境灾变和病毒等微生物的威胁。

要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根除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而“宇宙主义”正是化解之道。

“民族主义”已经呈现贬义化的倾向,如“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等反复出现,以及“民族主义”的内护性和排外性与全球化和现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相矛盾等因素,不免走向贬义化。

当今世界哪里是民族主义热点地区,哪里就是麻烦、混乱、冲突或战火纷飞之地。如前南斯拉夫和科索沃民族问题、西班牙“埃塔”组织运动、法国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俄罗斯车臣问题、非洲大湖地区的部族仇杀、库尔德独立运动、塞浦路斯民族纷争、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问题、菲律宾棉兰佬岛问题,泛突厥主义问题、中亚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民族独立问题、墨西哥“萨帕塔”解放军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热点问题无不和“民族主义”有关,有的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对国际社会来说,既不希望这些问题走向悲剧化,也不愿意看到这些问题的产生。

在逻辑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母概念,而“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等都是其下面的子概念。从外延上讲,“民族主义”这个母概念的外延是其众多子概念的总和;从内涵上说,母概念的性质受到其所有子概念的综合影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所有子概念的性质综合影响着“民族主义”这个母概念的性质。

从“民族主义”的概念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这里把它叫做“民族主义”的“内护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就像一个无形的护罩,护罩里面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护置外面就是外界的影响和要求。

回顾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部族,最后到现代民族,各个群体无不强调各自的利益,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各民族国家的联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紧密,全球化日趋明显,这就要求各民族国家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互惠互让、广泛合作,成为新时期鲜明的特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双边和多边国际性问题不断增多,这更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合作。反过来,假若哪个民族国家十分执着地坚持本方的最大利益,企望实现自己的“最佳方案”,并且达到了超过其它民族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可以想象获得有关国际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种“执着”的行为经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行为,但在实际上往往因为阻碍了国际问题的解决,而被认为是问题的症结。这在多边关系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的“内护性”还只是一种防守型民族主义的话,那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应是最有明显的进攻性,甚至有着巨大的破坏性。像许多类型的民族主义,如“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等等,都具有明显的排外性和进攻性。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如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不仅具有排外性,而且这种排外性已经达到了狂热化的程度,对地区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东和中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和宗教民族主义组织,许多都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拥戴一位哈里发,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为此,他们采取了诸多手段,包括恐怖主义活动来达到目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在土耳其、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各国、中国和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大突厥斯坦”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所谓的“东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几种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具有强烈和狂热的“排外性”。由于他们极大地威胁到有关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而且因为经常采取恐怖活动,因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一起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三股恶势力”,“东突”也已被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至于“种族民族主义”和“部族民族主义”,如德国纳粹和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民族大仇杀,其排外性更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的“排外性”经常和人类维护和平现状的和平是一对矛盾,而这种矛盾使得“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含有了贬义化的色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民族问题将日趋政治化、复杂化和长期化,再加上“民族自决权”在许多地方的滥用以及某些势力的从中作梗,民族冲突发生的危险性仍将长期存在并有加剧的可能。伦敦防务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专家预测“民族冲突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政治问题。民族自决的教义作为20世纪的典型教义之一,将成为21世纪的咒语”;就连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也曾惊呼“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

 

 

 

二、             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

 

尽管种族本身是一个自然科学范畴,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民族有着截然区别,然而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的种族问题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种族主义自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动丑陋的民族主义。

世界上的每个人在语言文化意义上都作为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同时又因体质特殊的差异而属于一定的人种,即种族。

种族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种族是人类历史早期形成的、具有区别于其它人群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生物学、人种学的范畴,是根据人们的皮肤颜色、头发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的形状以及体格、血型等生理、生化性质而划分的。人类分为四大种族,即欧罗巴种族(或称欧亚人种、白种人)、蒙古种族(或称亚美人种、黄种人)、尼格罗种族(或称黑色人种)和澳大利亚种族(或称棕色人种),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后两种种族共性较多,而将它们合称为尼格罗一澳大利亚种族(或称赤道人种)。

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各大种族之间由于频繁的迁徙交往与血缘的混合,一直在不断发生着新的分化和组织,结果产生了人种下面的各支系(或称小种族)和在支系之下的更小的种族(或称次列种族),以及各大种族之间一些过渡性的种族类型,以致今天世界上分布着两百种以上的大大小小的“种族集团”,他们之间互相凭借着一系列中间类型,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而彼此联系,绝对纯粹的种族当今根本不存在。

虽然这些种族在体质特征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在生物学上却是一个统一的种,属于同一物种即智人种。一切种族决无优劣智愚之分,各人种手脚构造、躯干、语言和思维活动基本相同。尽管根据人种特征总的进化过程,我们可以说,某一人种的某些体质特征比较原始或进步,但每一人种往往同时存在某些比较原始和另一些比较进步的特征。因而片面抓住某一人种的某些比较原始或进步的特征,来作为判断种族优劣的依据,自然是荒谬无稽的。同时人类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实,一切种族和民族都同样能够创造优秀的文化财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整个人类文明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作为种族特质的肤色、发型、面容、毛发等外部遗传生理特征并不在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劳动、思维、学习和创造能力。

随着具有同一起源、共同本质特征的各种族、种族集团相互间的融合逐渐增多,彼此间的种族界线自然也越来越模糊,所以种族主义理论是极其荒谬的。

尽管人类社会至今仍未完全摆脱种族主义的困扰,但人类正义和进步力量在与种族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政权或合法组织敢于公然声称支持种族主义,或者公然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在某些国家出现的排外、仇外和种族暴力事件、新纳粹主义分子活动猖獗的事件,以及时有所闻的各种种族冲突和仇杀事件,都说明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严峻性和现实紧迫性。

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所表现出的国家裂变、领土争端、地区冲突、部族仇杀、种族排斥、宗教纷争、霸权干预等一系列现象基本上都有民族问题的背景或直接来源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20世纪末变得日益突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历史上频繁发生种族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在近半个世纪的“休眠”状态之后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起因是国家裂变导致国家衰竭,昔日被两极对抗所抑制和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全部喷发出来。如车臣的极端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前苏联解体,在国际分裂势力的支持下,煽动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情绪,先后于199412月和19999月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塔~卡拉巴赫领土归属引发的冲突;格鲁吉亚国内围绕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独立问题导致的冲突;北奥塞梯共和国与印古什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冲突;19911992年的克罗地亚内战;19921995年的波黑内战;1998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等等。

非洲族际冲突与中东欧国家的种族冲突不同,非洲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具体表现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面。在苏丹,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则表现为部族冲突。例如,乍得南部萨拉人与北部图布人的部族冲突;在索马里,族际冲突主要表现为部族或氏族间的斗争。在安哥拉,是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的冲突;在卢旺达,是部落间的大仇杀;在布隆迪,是部族对异族的屠杀。德国《明星》杂志称这种杀戮是向愚昧、野蛮世界的倒退。

在中东,阿以冲突不断升级,冲突完全演变成强者与弱者的武力对话。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在南亚,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变得异常尖锐,并伴有印巴之间的核对抗。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冲突难以停止。在东南亚,东帝汶的独立运动引发了印尼大规模的教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些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历史遗存问题的冲突和教派冲突,是集民族、宗教和领土为一体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弱化现象、消除贫困,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其根本出路是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内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大环境,多民族的内聚力才可能集中到民族国家的济发展轨道上来。

 

 

 

三、             领土(领海)争端

 

为夺取领土(领海)并在其中产生的经济价值,与双方长期争战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相比,是不成比例的。现代军事装备的杀伤力、破坏性越来越大,用战争解决两国领土(领海)争端,从经济学角度讲显得越来越不划算。而且领土、边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世界各国在每个朝代或时期的领土、边界都有所不同,为这些变动的边界领土而发动战争,不仅愚蠢,简直就是将人民送去当炮灰,是在犯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罪”。如果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当事国,都能心平气和好好商谈,由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或强国、大国从中调解,如果在领土(领海)归属问题上实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搁置领土归属问题,商议如何共同开发,在有争议的领土上设立边贸区、经济开发区,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或者共同投资开发当地矿产等资源,两国共同受益,将原来的“火药桶”变成“聚宝盆”,使热点难点问题变成促进两国亲密交往的纽带。同时通过国际立法,将那些战争贩子绳之以法,使后来者戒。

 

 

 

 

§3.3  如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宗教冲突,民族、种族冲突,文化、文明间冲突,国家间冲突,领土争端中矛盾激化时的极端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指的“领土争端”有两层含义,一是国与国之间领土领海争端,二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种族间的土地争端。如某民族希望通过民族自决,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因此,要彻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必须从源头上入手,反恐要标本兼治,笔者提出的“宇宙主义”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全世界的宗教冲突,文化、文明间冲突,国家间冲突,民族、种族冲突,领土争端,也就使国际恐怖主义失去生存土壤,同时,“宇宙主义”倡导全人类团结发展,逐步消除贫穷,也就消除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另一个诱发因素。

 

 

 

 

 

§3.4  地球环境灾变

 

自地球诞生以来,它就以其自身的规律造就并主宰着地球上的生灵。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影响并改造着地球环境,逐渐成为地球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今天,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已从罗马时期的局部影响步入了全球影响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使得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异常、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等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可居住性问题。认识并预言地球环境的变化,是世界科学家们面临的严重挑战。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环境,因而人类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地球的演变和太阳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地球演变的主要因素源于自然变化,如日、地间距离变化,大气和海洋湍流,大陆板块漂移、造山运动、火山爆发、冰川伸缩,以及河流变动等过程。但是,在几个世代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却对全球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无论如何,人类自身变成了地球系统的一部分,并且直接成为全球变化的影响力。人类的能源生产、集约农业和强化技术已经改变了地球的反射率,改变了土壤和水体的组成、大气化学成分、森林面积,以至全球生态系统平衡。这样,当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已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众所周知,虽然人类的起源只是近百万年的事,然而它的出现却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在生物进化的自然竞争中,已开始影响到局部环境。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学会了更多的技能,他们的活动已逐渐对整个地球环境构成影响,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又一扰动因素。致使出现土地荒漠化、“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臭氧屏蔽的破坏、森林锐减和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繁演的全球问题。

 

 

一、“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

化石燃料的燃烧,森林的破坏及其它工业活动,使得大气化学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30年的测量表明,大气中CO2的含量以每年0.4%的速率递增,按现有的绝大多数气候模型估计,在不太远的将来可能使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这样的温度变化可以和最近一次冰期以来18000a间的温度变化相比拟。而对湖泊中花粉和海底深游生物骨骼沉积物的考察表明,全球范围这样的温度变化,必然导致全球陆地植被类型和海洋生物物种分布的显著改变,而这又必然反过来影响全球气候。应该指出,除了CO2以外,导致温室效应的痕量气体还有甲烷(CH4)、氯氟烃、一氧化二氮(N2O)等。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虽微,但增温效应强(如氯氟烃浓度仅为CO2的百万分之一,增温作用却为CO21/4CH4浓度仅为CO20.5%,增温作用却为CO21/3),增长率高(如CH4年增长率为1.0%,而CO2年增长率为0.4%),作用时间长(如N2O增温作用虽然只有CO21/12,但它在大气中的寿命为CO2710倍),因而引起的效应相当可观(大致与CO2相当)。这些气体含量的增加,亦起因于人类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

此外,其它温室气体如CH4N2O等,浓度也在明显增加。而且人类活动还向大气排入了一些新的温室气体,如氯氟烃等,尽管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很低,但由于其年增长率高,温室效应强(GWP值大)而倍受人们重视。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必然导致温室效应增强,从而有可能引起全球增暖。观测表明,1880年以来北半球地面平均温度升高了约0.30.6。虽然目前还不能识别这一全球增暖现象中温室气体的贡献有多大,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大气中增强了的“温室效应”对全球平均温度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排放的CO2CH4N2O等温室气体逐年增加,温室气体能无阻挡地让太阳的短波辐射射向地球,并部分吸收地球向外发射的长波辐射,使整个地球成为宠大的“温室”,使“温室”的气温上升。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大约100多万个观察记录证明,全球平均气温确实增高了。尤其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变暖的速度很快,全球平均气温增加了0.5℃。据测算,到2030年将上升2.08℃。由于全球变暖,18801980年观察到的平均海平面上升了14cm。以1980年海平面为基准,2050年海平面将上升30~50cm。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将对全球的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干旱区更为干旱,多雨区更多洪涝;海平面将以6cm/10a的速度上升,海水盐度变小,岛国难以生存,地势低洼的沿海区域将被淹没;海水污染淡水,地下水污染加剧;全球干旱频率增大,中纬度地区更为干旱、酷热,森林失火,湖泊干涸,水资源更为紧张;土壤盐渍化和沙漠化加剧。

1990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若温室效应等于CO2的加倍,则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2;由于气候的区域性差异,陆地比海洋增温快,南欧和北美比全球平均增温幅度大;夏季降水和土壤湿度减小,亚洲季风将加强;海平面将升高20cm左右。这将给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影响。因此,“温室效应”问题成了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

 

 

二、臭氧屏蔽的破坏

臭氧(O3)是氧的衍生物。自然大气中有微量的臭氧存在,其浓度是随高度变化的。平流层(距地平20~25km的大气层)臭氧浓度最大。分布于同温层中的臭氧吸收了太阳光中99%的对地球生物圈有极大伤害作用的高能紫外线。测量表明,19781987年,全球臭氧浓度平均降低了3.4%~3.6%1985年便在南极上空观测到了臭氧空洞。有证据表明,造成臭氧屏蔽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氟氯烃的光化学反应。而臭氧屏蔽的破坏,必将对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大气层中臭氧的浓度随高度变化,平流层中距地面20~25km间的大气层臭氧浓度最大。工业革命前氯氟烃的浓度为0,现今为1×109。人类活动排放的含氟氯烃的物质和氮氧化合物在平流层中通过光化学反应将使臭氧减少。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北半球的臭氧减少了3%~5.5%,出现臭氧空洞。南极臭氧空洞正以每年相当于一个美国陆地面积的速度增长,不仅在南极上空,最近在北极和西藏高原上空也发现了臭氧层减薄,甚至出现臭氧空洞。预计到2014年,臭氧将减少53%以上。臭氧层出现空洞,将使地面紫外线幅射增强,皮肤癌发病率上升,还将带来幼鱼死亡率和家畜瘟疫增加,谷物减产,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影响。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各部分、各层圈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可居住性问题。认识并预言地球环境的变化,是世界科学家们面临的严重挑战。

 

 

三、土地荒漠化

为获取食物,耕地面积在300a间从4亿hm2扩展至15亿hm2,耕地和牧场占陆地面积的30%以上。而另一方面,森林面积急剧减小,5000a前约为76亿hm21860年为55亿hm21975年减至26亿hm21986年减为23亿hm2。目前,森林正以1100hm2/a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其直接结果是土地沙漠化。目前,沙漠面积已占陆地总面积的10%,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沙漠化的威胁。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初步估计(IIED1987):荒漠化威胁着4800hm2的土地,约占世界表土面积的1/3,影响着至少8.5亿人民的生活。80年代初期,在全世界32.57亿hm2的产旱地中,约有19.86亿hm2遭到荒漠化和严重荒漠化,约占生产旱地的61%。土地荒漠化极大地改变了陆地表面的物理特征,破坏了地表辐射收支平衡,诱发气候和环境变化。而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反馈作用又将进一步影响土地荒漠化的进程,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对地球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土地荒漠化已成为又一重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四、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口爆炸和人类活动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从多方面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许多种生物已濒临灭绝。物种分布改变以及具体物种的灭绝对人类的影响究竟如何,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作为一种标志,它表明地球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场所,其可居住性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1、环境污染加剧

全球每年排放进入大气层的气体,CO257亿tCH42亿t。排放有害金属铝200t,砷7.8t,汞1.1t、镉5500t,超出自然背景值的20~300倍。SO2的排放,诱发的酸雨的频度在增加,面积在扩大;空气质量严重下降,全球有8亿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的城市中;江河湖海的污染日趋严重,淡水匮乏使12亿人口生活在缺水城市,14亿人口在没有废水处理设施下生活;水质污染引发的疾病死亡率已成为人体健康最主要的危害;城市垃圾、污水、船舶废物、石油和工业污染、放射性废物等大量涌入海洋,每年有200亿t污染物从河流进入海洋,约500t垃圾被抛进海洋,在入海口处数万平方公里的臭氧层正在扩大。

2、森林锐减和物种灭绝

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正发生着严重的危机。研究表明(IIED1987),在人类活动干扰以前,全世界约有森林和林地60亿hm2。到1954年世界森林和林地面积减少到40亿hm2,其中温带森林减少了32%~33%,热带森林减少了15%~20%。近30年来,世界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的减少速度明显加快,平均每年减少800hm2。中美洲由1950年的1.15亿hm2减到1983年中0.71亿hm2。非洲森林减少更快,从1950年的9.01亿hm2减至1983年的6.9亿hm2

世界森林的不断减少直接导致生物品种多样化的消失和物种灭绝。据估计,地球上曾经有5亿个物种,目前尚有5001000万个物种,其中占压倒多数是无脊椎动物和植物(IIED1987)。一些专家推测,当前每年消失的物种已达数千种之多。

森林锐减和生物物种的大量减少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森林植被的大量减少,大大改变了碳、氮等微量元素的源、汇分布,使得微量元素在地球系统中的循环遭到破坏,并迫使其从原有的平衡态向新的平衡态过渡,从而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

3、淡水资源短缺

IIED提供的资料1987年,全球约140亿m3的水量中,大约有4.2亿m3淡水,约占全球水量的3%,其中约77.2%被冷储在冰盖和冰川中,22.4%是地下水和土壤水,约0.4%为湖泊、沼泽和河水。

由于水循环的结果,全球水量分布极不均匀。从作物需水量的角度出发,非洲中东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美国西部,墨西哥西北部,智利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全部都是贫水区,其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世界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年用水量从1990年的约4000亿m3增加到1995年的3万亿m3,增长了6.5倍。到2000年,全球淡水用量已达6万亿m3。目前,世界上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占全球陆地面积的60%,约20亿人用水紧张,10亿人得不到良好的饮用水。

 

 

 

 

§3.5  人口、资源、贫困问题

 

一、人口激增

在人类的长期发展历史中,由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抵消,世界人口几千年来处于缓慢增长状况。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近代以来,由于死亡率不断下降,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目前,全球人口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增长,人口迅猛增长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点。1927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1960年增至30亿,1974年增至40亿,1987年突破50亿,19991012日达到60亿。尽管世界上少数地区的出生率近年来有些下降,但是全球性的人口爆炸仍在继续。目前,出生率最高的是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每个妇女平均生7.9个孩子;非洲妇女为5.3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妇女为2.6个;欧洲妇女为1.4个。而世界平均出生率为3.0个孩子。如果现在的出生率不大大降低,那么世界人口只有到21世纪末才能稳定下来,而到那时,世界人口将增加到120140亿。

第三世界占人口激情数额中的最大份额。最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的94%来自发展中国家。2000年,世界人口的79%生活在第三世界,而到202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3%。

人口爆炸给世界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对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了耕地、森林、淡水等一系列危机,使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有时成为诱发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二、资源短缺

资源短缺是指相对于人类需求的日益增长,包括生产资料(主要是能源)和生活资料(主要指粮食)在内的资源出现短缺问题。一方面人口在急剧增长,对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由此产生、加剧着资源短缺问题。人口的急剧增长给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所谓的“能源危机”,并正在吞掉“绿色革命”所增产的粮食。赫尔曼·戴利在世界银行担任环境经济学家期间曾经指出,整个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历史性转折。他说,人类经济已从人力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时代转入“剩余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限制性因素”的历史时期,这种演变是由于世界人口从相对缺乏变得相对膨胀而引起的。

在过去的200年里,地球上的人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相当于3亿年太阳辐射产生的能量。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总和。总能源消费的曲线虽然在变平,但不能完全变平:人类追求发展和舒适的渴望过于强烈,现在很难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削减总的生产定额。面对传统的矿物燃料短缺的威胁,人类不得不转向开发利用非矿物能源技术。但是,非矿物能源技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大规模利用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和环境等条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于是人们纷纷求助于核能,但是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又向核能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发展总是充满了矛盾。

而且,能源消耗的不平衡分布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工业化国家每人每年消耗的商业性能量超过7.5千瓦,而在不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消耗的能量不超过1.1千瓦。如果12太瓦(即120亿千瓦)的能量平均分配,全世界60亿人均每人就只能消耗2千瓦。在工业化国家,要求降低到这种水平是极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使用安全和持久的能源,并按今天“富裕国家”的物质标准生活,就必须有18太瓦左右非矿物和非核能源。由于这一点几乎是做不到的,在能源的使用方面,不平衡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可能持续到21世纪末。

展望未来,世界能源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能源的绝对短缺,但是要使人类能源问题不成为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矿物原料开采的自然地理条件普遍恶化,能源的勘探、开采及远距离运输的开支大幅度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地离主要需求中心越来越远。第二,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粗放的方式来满足迅速增长的燃料需求。第三,随着能源需求范围的扩大,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第四,世界上能源供货国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地位削弱,从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就变成了交易所的商品,这一切加剧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五,目前的生产力和技术进步水平不利于保障用可供选择的能源,首先是用核能代替传统能源时的安全。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需求却继续增长。需求增长不仅与地球总人数增加有关,而且与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实行广泛工业化这一新的因素密不可分。粮农组织提供的新数字显示,自1990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只增加2.3%,而人口增长了10%。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一再发生粮食危机,饥荒竟成为头号杀手,动辄夺去千万人的生命。因此必须大力增产粮食。据该组织估计,到2025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目前农业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粮食需求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彻底扭转,则今后二三十年内,短缺食品的进口量将增加好几倍。

世界粮食短缺将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从根本上说,这将有助于刺激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这样做所能产生的效果却是有限的。

第一,农用土壤退化。现在,世界上至少有15%的耕地不宜农用或需钜资恢复。

第二,农用水资源储备减少。灌溉系统的推广在使农业大幅增产的同时,也使河床干枯和内海水位下降,从而导致水资源短缺。

第三,无机肥料使用过多,采取增施肥料的办法已无法进一步提高产量。换言之,已不再具有过去几十年的“绿色革命”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优势。同样,世界上大型拖网渔船队的建立使海产品产量增产,同时也使世界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

19961113日至17日,186个国家的领导人云集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以此为标志,粮食问题可以说第一次被赋予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惊叫:“我们陷入危机之中。”第三世界(它已经变成粮食净进口地区)则清楚地认识到:“当前,饥饿与贫困已成为阻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构成了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会议闭幕期间,喀麦隆一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指出世界历史处在这样一种十字路口:在“少数人获利和每一个人获得粮食”之间做出选择。

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虽然表明人们在克服饥饿的斗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某些地区粮食生产也出现了严重的歉收。造成歉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府动荡、自然灾害、草原荒漠化、人口增长和贸易壁垒等,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进而提出在2015年前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到目前人数(8.4亿)的一半。这有赖于在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大力推进采用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国际社会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贫困与饥荒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贫困是粮食不安全的一个主要根源,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可持续的进展是增加获得粮食机会的关键所在。冲突、恐怖主义、腐败和环境退化也使粮食不安全大大加剧。”

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紧张因素不止是人口统计的曲线,在发展中国家,人口与贫困常常被称为“一对孪生兄弟”。

根据世界银行保守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即年均收入不足370美元,到1990年增至10亿人。有15亿人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条件,大约20亿人没有安全饮水条件。90年代,除传统因素外,气候灾害、前苏联地区的动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又将成千上万的抛进了贫困的队伍。由于贫困,全世界有8亿人患营养不良症。1999年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世界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已增至15亿,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中将有19亿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我们正在输掉与贫困之间的斗争。”

严重贫困国家的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1964年,被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国家有24个,1980年为31个,而到1990年则达42个——26年内增加了75%。1970年,只有一个国家(乍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到1980年,这样的国家达35个;而到1990年,在人口与发展的竞赛中遭到失败的国家已不下90个。

从另一角度说来,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1970年至1985年期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从占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3.1%下降到了1.9%。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却生产4/5的世界产品,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20倍。相应的,这些发达国家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环保的总开支水平都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更表现于一国内部,有时还有两性之间。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明确把贫困定为地球的重要污染物。会议指出,由贫困产生的对生命维持系统的压力,和由工业、技术及富人过度消费造成的污染一样重要;两者都会导致基本自然资源迅速耗尽。不难想象,事实也一再表明,发展中国家过度贫困,必然导致他们过度地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导致出现内乱并波及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从而使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更为严重。

与贫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饥荒问题。饥饿和无粮食保障已波及全球,而且在一些地区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当前,34个发展中国家在粮食供应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受饥饿影响最大有非洲南部(2.1亿人)及南亚和东南亚(5.12亿人),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有6300万人在挨饿。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世界食品和农业状况》,罗马,1998年)指出,如果说1992年至1994年世界上粮食短缺人口为8.22亿的话,那么1994年至1996年则增加到了8.28亿;发展中国家有20%的人口粮食无保障。

更有甚者,世界粮食产量正在下降,而比粮食产量下降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数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根本无法获得粮食。

目前,全世界75%以上的人口只能勉强吃饱饭,近5亿人口严重营养不良。全世界每年有41000儿童死于饥饿和有关疾病。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报告表明,预期寿命在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经常发生饥荒。在35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当中,1985年有21个国家的人均每日卡路里总量少于1965年;近10年来,115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有一半发生了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1亿多非洲人的食物严重短缺。6000多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在南亚,大约有2亿人永远生活在饥饿和疾病的阴影下。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饥饿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和践踏。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紧急措施来消除饥饿。”因此,有必要积极地、最大限度地调动并利用各方面的技术和资金,其中包括减轻发展中国家外债等,以鼓励这些国家采取政策,确保食品持续供应。

但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虽然随之带来了脱离社会发展进程和国家间不平等的危险,50年后的贫富差距可能比今天还大,可是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例在不断减少。1970年有1/3的人营养不良,今天这一比例已下降到20%。到2010年,还将减少12%。从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期,粮食生产可望提高2%。这看上去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忍受饥饿的国家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然而,只有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分配体系才会带来根本的转折。其中,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将会成为提高粮食生产的一大潜力。但是,即使取得了所有的进步,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在今后几十年内仍是人类的一大挑战。

 

 

    人口问题与环境、资源、经济增长问题的紧切联系

 

1、人口与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

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

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人口与资源问题

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

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

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

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

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

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

 

 

 

 

   生态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正如生态问题将全球联系起来一样,全球化也将生态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视野中来,按照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101日的报告,从1970年到1995年,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财富。

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出的警告。

生态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价值冲突的思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伊恩·麦克哈格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包含了一个内在价值体系”。罗尔斯顿则指出:“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哲学走向荒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第6-9页)

生态主义是20世纪中叶后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的哲学政治思潮。生态主义力求阐明,人类绿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近代社会以来的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工业文明的崛起及其世界性扩展,而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就构成我们摆脱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切实出路。不仅如此,我们将通过新的价值视野与认知方法的确立,把对既存文明弊端的克服变成一种绿色文明的创造。因而,生态主义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叛,而是力图实现对工业主义的替代,从而根本变革人类现代文明的观念与物质基础。

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生态价值意识,它要求人类实现超越自身狭隘人类学视野的对非人自然的尊重。近代工业文明是以自然物质征服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物化文明,它在给人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激化了人类与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内在矛盾,自然以非自然的严重病态的形式呈现出来,并表现为对人类本身的惩罚。其根本性症结就在于我们仅仅从物质的属性看待有着复杂机制与结构的自然世界,而且总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功利目的特别是经济实利。这种基于时代迷误的观念认识和服从于少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共同在将自然生态推向崩溃的同时使人类文明陷于困境。因而,人类面临的确实是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深刻变革,但我们价值与认知层面的更新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生态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其次才是一种政治。

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类意识,它要求人类真正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以达成对类与整体利益的尊重。就个体与整体、属与类的关系来说,现代文化或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个体与社会局部比如民族权益的独立与不可剥夺基础上的。结果,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纷争背后是掩饰不住的经济利益争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决战不只在战场的全面战争。不受他人和整体利益道德与文化尊重规约的自由竞争,和人类对自然的机械化认知与征服态度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因而,人类所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自然价值观念的拓展,也包括自身文化价值基础的更新,特别是确立对整体利益的充分尊重和基于整体需求的认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有实现了对个体同类或同类整体的文化与社会尊重,才会真正对异于人类的非人自然存在做到这一点,就像现实中人对人的剥削和征服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生态主义是一种地球意识,是对我们生存的这颗蔚蓝色星球的发自内心的珍视。地球为人类提供了四时有序风雨循环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能源,提供了文明形成及其延续的自然与物质基础。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人为伤害,最终破坏的都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也就是对自已的伤害。正如许多的绿色理论家所指出的,人类的未来是和地球的未来连在一起的,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态主义总是将地球称作人类的家园,认为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它所追求的也就是对人类这种仁爱自然之心再启蒙与呼唤。

地球有规律的自转和公转,地球周围均匀的大气保护层,地球表面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存空间和条件,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既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量,也没有无限制维持这一有机平衡体的能力。因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一个终极的限制,那就是不能破坏这一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延续。

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而言的。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认为,人们最主要的价值利益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其它的价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因而,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要求,而社会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也应是基于这方面需求的被忽视。

后物质主义既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包括了所有与从物质实利视角出发价值认知与实现对立的方方面面。过去,人们认为人类的幸福与自由是与物质享受量的增加相一致相等同的,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人们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增加,因而经济增长连同有利于增长的一切措施都被评价为有价值的。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我们虽然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比前人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加幸福和快乐。这说明或者物质财富并不是测量人们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和主要尺度,或者我们在得到物质的价值的同时失去了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也许失大于得。

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提高,相反却出现了道德与信仰滑坡,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信仰危机,表现为一些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缺乏善恶观念,无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准则……,诸如金钱万能、唯利是图、嫖娼卖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等反道德行为层出不穷。

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如生态失衡、人口爆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产生的“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孕育出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安气氛;此外,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处处可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面临着生存的最大危机。笔者的“宇宙主义”思想体系正是针对上述威胁和危机提出来的,正是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

地球人类社会正处在科技发展的初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有可能因滥用科技而走向毁灭,如大规模核战争,生化战争,如人类不合理开发地球有限的资源,致使生态系统崩溃,在这个危险时期,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整合全人类,统一思想,使人类社会步入最佳发展轨道,化解和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多种重大威胁。

 

 

 

 

 

 

第四章   人类的未来

 

 


§4.1  从经济全球化到全球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人类社会大致顺着以下脉络发展:

①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

②区域经济联盟→区域政治经济联盟→世界政治经济联盟

③联合国→世界议会→地球邦联→地球联邦

现在及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势不可挡的,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交融,互为一体,必将逐渐出现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即出现世界政治、经济联盟,或者称“地球邦联”、“地球联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欧盟”是人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的典范和缩影。“欧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力证明了“团结发展”的真理性,“欧盟”盟旗就采用“同心圆”来表达彼此的团结一心。半个世纪以来,欧共体不断深化与扩大,取得了举世瞩世的进展,展望未来,伴随着东扩的完成,一个至少囊括27国,近4.8亿人口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将在欧洲出现。数百年来以战争、强权和均势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民族国家关系,将转变为以和平与深度一体化为特征的新型关系。

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专著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学者、政治家都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适当改革,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联合国”是二战的产物,其结构已不能真实体现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例如,一些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大国,应当在“联合国”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联合国的作用将不断提升,未来将升级为“世界议会”,世界议会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上议院由十几个强国、大国和有影响的国家联盟组成,如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巴西、印度、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阿根廷、芬兰、墨西哥、日本、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可由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代表出席,阿拉伯国家联盟可由沙特代表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可由印度尼西亚代表出席)。下议院包括世界所有国家。

上议院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于现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但涉及领域更广。经上议院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由世界各国共同监督强制执行。如果上议院通过的决议有失公正,并且有下议院半数以上成员国提请再议,有关决议需交由下议院再议,下议院经过商议后,可将上议院的决议否决,敦促上议院提出新的方案,或者同意执行。

这种组织结构是相当公正、合理的,它使强国、大国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其综合国力相称的作用,国家越强,其对别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就越强,在议会中会拥有更多朋友。同时小国、穷国、弱国也可以用结成“国家联盟”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公道自在人心”,如果上议院的决议有失公正、公平,它依然会被下议院否决,使正义得到伸张。

世界议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能是立法,通过完善《国际法》,使国家行为更加规范,有利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同时加强国际的环保和反恐怖立法,使各国国内的《环保法》和《反恐怖法》顺应《世界环保法》和《世界反恐怖法》。

联邦和邦联都是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具体形式。在历史上,联邦多是由邦联演变发展而来。在近现代,联邦是复合制国家的主要形式。联邦一般由若干成员(如州、邦、共和国等)组成,是一个联盟形式的主权国家。联邦有统一的宪法,其中规定联邦及其成员均分别享有一定的主权。联邦规定有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联邦宪法的规定之下,联邦的各个成员也有自己各自独立的法律制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国际事务中,联邦通常由其中央政府所代表。即是说,联邦的对外主权一般是归一的。但是,组成联邦的各个成员在其各自领域内,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邦联虽然也是复合制国家的一种形式,但它不同于联邦:虽然它也是由各个成员国组成的,但它通常没有统一的宪法、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统一的独立法律制度。邦联虽然也可设立“议会”,但其决议必须经组成邦联的各成员国批准才能生效。一般地,邦联不具备统一的国家主权;而无论在对内方面,还是在对外方面,组成邦联的各个成员国都仍是独立的主权者。简言之,邦联仅是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形式。

大约在1000年之后,“世界议会”会逐渐发展成“地球邦联”,地球邦联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集体领导,委员会成员由国家或区域国家联盟领导人出任,委员会组成应该兼顾各方利益。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地球邦联将逐渐发展成地球联邦,地球联邦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集体领导,委员会成员由各国、邦、州领导人出任。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二十几个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将逐渐发展成“地球联邦”部级机构。

地球联邦这种“地球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力在于:

1.顺应地球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团结一心,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共同开拓无尽宇宙疆土,开发宇宙无尽宝藏。

2.完成神赋予人类的使命,实现人类的终极价值,使人类的存在获得终极意义。

3.和平解决政治、经济、社会争端,使全人类生活在和睦的世界中。

4.使地球资源获得更合理流动,各地人民各得其所,强者带领并扶携弱者,共同奔向繁荣富足的未来。

5.地球人类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我们共同面临着众多重大威胁。同时面对浩翰的宇宙,人类的力量还显得太渺小,开拓宇宙疆土的工作必须由全人类合力才能完成。

等到地球人类的融合程度相当高,且广泛处理银河系星际事务,地球联邦可以改为“总统”制,这大概要等到一万年以后。

 

 

 

 

 

§4.2  世界新秩序

 

这里的“世界新秩序”是指在人类社会形成“地球邦联”之前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笔者构想的秩序框架如下:强国带领大国、小国、穷国、弱国,共同奔向和平、繁荣的未来。我们知道大国未必是强国,强国之所以“强”,自然有它必然的原因,它代表着当代最先进文明,其它国家必须向强国学习,才能使自己逐渐富强。这是一个倡导经济竞争(文争)的世界,“优胜劣汰”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公平法则”。“向强者学习”,“能者上”是宇宙的真理。在这种世界新秩序中,强国的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大国、小国、穷国、弱国在与强国的合作中得到实惠,经济得到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为了防止强国以强凌弱,大国以大欺小,需要建立一种国际调停、仲裁机制,使弱国、穷国、小国有伸张正义的地方,改革后的联合国、世贸组织等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及未来的“世界议会”可当此任。这种世界秩序的规则是公正、合理的,不带有任何偏向性,通过不断学习,大国、穷国、弱国、小国也可以成为强国;如果不思进取,强国也可能沦为弱国,人类的历史在反复证明这一质朴的真理。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新旧代谢中不断发展,获得勃勃生机,不断向人类社会输送新鲜血液(新的思想、新的文明)。

 

 

 

 

 

§4.3 宇宙主义和全球主义

 

总体上讲,宇宙主义中的政治主张是“全球主义”的高度发展,笔者借鉴了全球主义中很多合理成分,同时兼顾“国家主义”的现实要求,未来的地球联邦实质上还是一个国家,而且在这个国家内部,生存资源更加合理流动,不同区域的人群各得其所,这是一个相对公正、公平,没有压迫、战争,充满祥和的国度。最关键的是,笔者找到了唯一能整合全人类的事物——宇宙之神,宇宙的主宰。由于人难免存在偏见、迷惑,因此一个人或一群人无法整合统一全人类,只有神及其显现出的真理、科学才能统一全人类。而且宇宙主义与全球主义的适用时间尺度有很大差异,全球主义的适用时间最多十万年,而宇宙主义却综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优秀成果,明确了宇宙及有机生命的发展脉络,使其适用时间长达几千亿年。

全球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众所周知,斯多葛派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法是源于世界性的、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原则。人必须自觉地做到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国家就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每个人也就是宇宙公民。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主张明确表达了贬低单个国家(城邦),推崇世界国家的观点。类似的见解还有古罗马对自然法、万民法的肯定,中世纪的但丁对“世界帝国”、世界和平的认同。在近代,卢梭的“邦联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全球主义的直接思想渊源。卢梭的“邦联论”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他希望消灭战争,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欲达此目的,他主张建立欧洲邦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道德法则为依据,在他看来,实现永久和平的关键是为理想中的道德本性和道德责任的展现创造条件,从而使国家在对外行为中自觉、理性地遵循国际法,在国内则切实推行共和制。

一些政治家们也对全球主义表示认同。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其所主持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我们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也于1992年撰文表示:“使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

全球主义的思想还渗透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文献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突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学习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立足于世界的相互依存和全球性挑战,在其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同样认为:“人类需要的一致性,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多边系统。这一系统要尊重协商一致的民主原则,并承认,不仅地球只有一个,而且世界只有一个。”1992年人类第一次环发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这次历史性会议正是“怀着在各国、在各社会各个关键性阶层和在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层面,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议,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而召开的,其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

面对人类的困境与挑战,宗教界也从伦理角度做出了全球主义的响应。1893年第一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后一百年,世界宗教人士于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深刻反映了全球主义的影响。宣言概括了人类面临的困境,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种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建立又有赖于全球伦理。“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宣言主张,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都提倡天下大一统。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全球主义思想与相互依存论、新自由主义、生态政治论密切相关。按照相互依存论的观点,世界变小,地球村的出现,使得国家在取得人类福利和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国际组织的作用则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在相互依存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家中心范式正在向世界政治范式转变。这种新的国际政治范式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国际合作的意义。至于生态政治论,则更明确地指出:“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一种新的“星球意识”随之产生,“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除此之外,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全球主义推波助澜。它对已有知识与权威合法性的反省,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青睐,使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全球理论”、“世界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

全球主义的兴起是当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其根源在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而这种内在的高度相关性首先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必然逻辑,其次是人类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特别是通信、交通的革命性变革的结果。

 

 

 

 

 

§4.4  人类社会的“趋同”和“统一”趋势

 

人类社会的“趋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种“趋同化”现象已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潮流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希望追随好的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发展方向。当今世界哪些思想,哪些社会最有生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其中经济活力是衡量的一个重要指针。这是任何保守势力无法阻挡的,如果保守派得势,就意味着落后、贫穷、僵化、愚昧。

美国研究“趋同化”的专家格奥利认为,“趋同论”是对20世纪以来许多理论诸如“福利国家论”,比较经济学、混合经济论等的综合吸收与发展。

笔者认为,近一万年来,人类社会一直进行着“趋同化”进程,是从趋近、趋似到趋同的演化过程。由于世界理性的预先目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人类社会存在着趋近之势,这一趋势发展到终点就是人类社会的“大同”,笔者所称的“大同”是指在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上的相同,而文化中其它因素则应该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趋近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在纵向和横向时间轴上,在空间距离上日益接近的趋势。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全球社会”,历史上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一直探索、追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社会制度,这就是一种逐渐“趋同”的进程,“趋同”是一种“合”的过程,当然其中也会出现一些“分”的插曲,但这种“合”的总趋势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因为“趋同”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而真理只有一种,因此“合一”是必然的。这种“合”的阶段性终点即实现“全球社会”,全球一体化的人类社会。

地球人类社会的最终统一是必然的,从图4中可看出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140000290000年前,由人类共同母亲繁演的后代逐渐向各洲扩散,分居各地,这是“分”的过程;到了公元前20000年,人类由散居逐渐走向群居,经过“氏族融合,部落融合,部族融合,民族融合”四个阶段,族群人数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社会、国家,“族群融合”就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过程,民族融合的终点就是实现“地球人类共同体”,这是“合”的过程。

国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组织形式,由国家大小也可看出这种“族群融合”的趋势,从古代部落、部族组成的城邦小国,随着族群不断融合,国家的版图也越来越大,族群人数越来越多,种类却越来越少。

 

 

 

 

§4.5  和平发展  团结共荣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夺取生存资源的历史,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当人类步入宇航时代,就必须重新建立新的生存资源观、利益观和价值观。这就象一个有二百多人的大家庭,却彼此为争夺家族内非常有限的资源而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甚至骨肉相残,这是一幕何其悲惨的人间悲剧,但这种悲剧时至今日还在地球上频繁上演。这个大家庭没有看到在家庭之外还有无尽的资源,无穷的生存空间,那就是银河系、宇宙中无数适合人类发展繁演的类地行星。人类必须团结一心,形成合力,方能发掘银河系宝藏,未来人类不会再为夺取资源而争斗,因为宇宙宝藏是人类分享不完的,那时人类社会将不再有贫困,不再有战争,充满祥和幸福。

全人类团结起来!勇往直前!去消灭魔鬼、邪恶、地狱,去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去开拓宇宙无尽疆土,去发掘宇宙无穷宝藏,去统治宇宙行星群,使宇宙行星群文明化,使之成为充满“善与爱”的天堂。

人类团结共荣是最高利益,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使全人类都分享利益,争斗只能走向毁灭。历史上,人类为了争夺“利益”,最终得到的只有死亡、废墟和仇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日,这种争斗最终必将走向相互摧毁,甚至是全人类的消亡(如果使用生物或核武器)。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人民能够世代繁荣富足,在今日及未来,这一切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取。

和平是于全人类有重要意义的肯定性象征之一,和平是最普遍的起统一作用的象征,它也是全人类作正面响应的少数象征之一。

和平与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两种最基本的状态,而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维护和平,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原则之一和共同的美好愿望。所谓“和平”,是指整个世界的和平,即不打世界大战,不打核生化战争;同时也反对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和平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它将给人类发展和其它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目的,它既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形式,又是人类持续进步的必要前提。所谓“发展”,一方面指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指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的共同繁荣和进步。所以,发展不仅是指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即整个人类的共同全面发展。在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已不能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是当代的历史潮流,并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和平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各有特点,又密切相连,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维持和平,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

就人类目前的智能级别而言,希望他们为和平而和平,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需要从获取利益中得到快感,使存在充满激情,所以必须让他们为利益而和平,只有和平共荣、团结发展才能使他们获得最大、最持久的利益、激情和快感。

 

 

 

 

 

 

 

§4.6  科学与真理

 

国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活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功能至今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国家的长期利益,两者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只需要解决国家施政中的短视行为,组织大量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作为政府高级智囊团,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充满科学性,具有长远目光,并组建一种具有崇高地位的“科学议会”,参与立法工作,使制定的法律更加合理,并向政府提出最佳的施政建议,使政策深得民心。“科学议会”是由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组成,由科学界共同推选。现今的议会成员是由各地选民推选出来,他们分别代表着某些特定利益集团或地区民众的现实利益,现实利益着眼于目前,有时难免具有短视性。只有科学性和现实性的兼顾,才能使国家持续发展,不然光顾着眼前利益,很可能是“竭泽而渔”。

在所有决策中,“科学议会”的决策是最客观、公正的,最具科学性,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必然是最接近真理的。科学家广泛参与各种决策工作,即决策的科学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立法、施政的科学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就是真理,就是神旨,未来的科学家将在国家、社会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严谨、公正的科学家提供真理,再由灵活、中庸、仁义的政治家上台施政。

 

 

 

§4.7  可持续发展

 

地球是一个整体,污染没有国界,“以邻为壑”和“自扫门前雪”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人类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并不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或设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726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并制定了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宣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扼要叙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规定了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方面所应采取的7个共同原则;第二部分阐述了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方面所采用的共同原则所申明的信念。就有关自然保护、生态平衡、污染防治、城市化、人口、资源、经济、环境责任及赔偿、核试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人类环境问题,从环境道德、环境战略、环境法制的不同角度,表明了与会者的“共同信念”。

由于这些观点和原则并未真正被世界各国的决策层所接受,到了198251日至18日,在内罗毕召开的人类环境特别会议,检查发现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并未收到实效。会议通过的内罗毕宣言提出:“然而应当指出,行动计划仅是部分地得到了执行,而且其结果也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对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缺乏足够的预见和理解,在方法和努力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协调,以及由于资源缺乏和分配不平均。……人类的一些无控制的或无计划的活动使环境日趋恶化。森林的砍伐,土壤与水质的恶化和沙漠化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并严重地危及世界大片土地的生活条件。有害的环境状况引起的疾病继续造成人类的痛苦。大气变化(例如臭氧层的变化、二氧化硫含量日益增加和酸雨),海洋和内陆水域的污染,滥用和随便处置有害物质,以及动植物物种的灭绝,进一步威胁人类的环境”。从斯德哥尔摩(1972)到内罗毕(1982)经历了10年,虽然70年代中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状况有明显改善,但这只是局部有所改善,而整体仍在继续恶化,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环境问题的高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性的严重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全球性环境的不断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把经过长达4年研究和经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既包含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也包含了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就理性设计而言,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工业应当是低消耗高效益,能源应当被清洁利用,资源永续利用、粮食保障长期供给,人口与资源保持相对平衡,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等许多方面。这表明了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战略,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2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与相隔2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会议对比,审视人类走过的足迹,可以发现经过20年的实践和反思,人们对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和全球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取得了深刻而一致的认识;并明确了责任,主要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来自工业发达国家,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当然,明确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也不能掩饰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除了历史上的原因之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处置不当或管理不善造成的,而且呈发展趋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次大会找到了环境问题的根源,找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回顾1972~1992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经过深刻反思后所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实质

1)概念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和沃福德在1993年所着的《世界无末日》一书中提出了如下的定义:“当发展能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的福利减少。”

对可持续发展所定的定义当然不只上述两种,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两个要点。

①发展必须受到制约  人类应坚持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但却不应凭借手中的技术与投资,以耗竭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方式求得发展。

②代际应保持公平  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时,应同时承认和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所以,绝不能剥夺或破坏后代人应当合理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权力。

2)实质

①从生态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态系统协调稳定的运行状态,包括:生态流的运行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即不随时间推移而衰减;人类生态系统的协调稳定运行状态,是一种可持续保持的无限永恒存在的状态;可持续运行的生态系统其生产功能、生活功能、还原功能、调节功能可以始终保持着提供资源和服务的潜力。

②从环境与发展的角度分析

从现实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质是:尽快发展经济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基本需要,但经济发展不应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经济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其实质主要包括以下3点:A.对可更新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不超过其更新速度;B.对不可更新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不超出其可更新替代物的开发速度;C.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包括累积量)不超过环境容量。

 

 

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在具体内容方面,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安全和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这表明,可持续发展虽然缘起于环境保护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发展理论,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它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具体地说:

1)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十分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的必然要求。

2)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改善和提高地球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因此,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需要节制,没有节制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可持续的结果;同时又不同于以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脱离的做法,而是要求保护与利用要合理地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强调对环境资源的预防应该重于治理,要求在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不是末端,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3)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是发展的内在要素和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鉴于地球上自然资源分配与环境代价分配的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的本质应包括普遍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地球社会环境。这就是说,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人类应该追求的是以人为目标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重点的展开。例如,生态学家着重从自然方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着重从经济方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其持久供应能力的前提下使经济增长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社会学家从社会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科技工作者更多地从技术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绿色工艺或技术系统。

 

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遵从一些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Fairness)。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该追求两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的生活的愿望。当今世界的现实是一部分富足,而占世界1/5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全球人口26%的发达国家耗用了占全球80%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平等。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本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2)持续性原则(Sustainability)。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指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顾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资源与环境就无从谈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发展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因素。人类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应充分顾及资源的临界性,应以不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系统为前提。换句话说,人类需要根据持续性原则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而不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发展本身也就衰退了。

3)共同性原则(Common)。鉴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就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从根本上说,贯彻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果每个人都能真诚地按“共同性原则”办事,那么人类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就能保护互惠共生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如果说,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内容的协调发展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体系,那么,管理、法制、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就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支撑体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即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通过技术的、观念的、体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能力。具体地说,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决策、管理、法制、政策、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公众参与等内容。

1)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体系。历史与现实表明,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决策与管理的不当造成的,因此,提高决策与管理能力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要求培养高素质的决策人员与管理人员,综合运用规划、法制、行政、经济等手段,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形成综合决策与协调管理的机制。

2)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化、法制化的途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的实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付诸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使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得到控制,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系统。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没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有效地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依据和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加深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扩大自然资源的可供给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供保护生态环境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4)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知识水平,明白人的活动对自然与社会的长远影响与后果,要求人们有高度的道德水平,认识自己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长远福祉而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这就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中大力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应该不仅是使人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也使人们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这种主要形式,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

5)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因此也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必须依靠社会公众与社会团体最大限度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应该是全面的。公众与社会团体不但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决策,而且更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论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新的更替。如果说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实现了从原始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的转换,200年以前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换,那么实施可持续发展将呼吁人类社会从当前的工业文明走向未来的生态文明。完整地说,可持续发展观与工业革命延续下来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从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发展,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非物质资源或信息资源(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观念的重大革命,标志了它是一个有利于人类健康地走向21世纪的新的发展理念和行动纲领。我们可以期望,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将会成会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全球21世纪议程》强调人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抉择关头。我们可以继续实行工业化以来的现行政策,保持和加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结果是使世界各地增加贫困、饥荒、疾病和文盲,是使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地球生态系统继续恶化。如果人类不想进入这个不可持续的绝境,就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改变所有人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水平,从国家、区域、国际水平上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要争取一个更安全、更为繁荣、更为平等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必须联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上述基本思想贯穿于《全球21世纪议程》的各个方面。例如,关于转变消费方式。传统发展模式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导致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若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变消费方式,以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生产废物。这就要求工业化国家重新制定生产与消费模式,因为他们以往的发展模式一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仿效。因此《全球21世纪议程》呼吁重视消费问题,呼吁各国执行新的政策向适当的消费模式转变。不难看出,如果《全球21世纪议程》得到认真贯彻,那么人类的发展模式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地球道德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而实施《全球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实践地球道德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与生态环境、资源、人口及技术等有着直接联系,更进一步从哲学层面上去思考,我们将看到在这表层下蕴含着人类对发展问题深刻的认识过程,涉及到人对自然、人对自身更本质的认识,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对人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未来忧患意识的反思。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能在新的更高的视点上重视审视人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功能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有价值的,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是确立生态的终极尺度和主体选择。生态文明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念之中,在维护人类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把人类的善恶观、良心观、义务观、权利观等道德观念扩大到自然生态方面。在人和自然关系中,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其生产和生活活动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建立生态化的科学技术,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克服技术异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依靠不断发展的绿色科学技术,进行适度规模的社会生产、消费、既能满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同时又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良性循环。

全球生态危机标志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能资源,这将导致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人的智力开发和利用为发展基础,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真正实现,首先有赖于作为社会成员的劳动者从观念上接受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广大社会成员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人所特有的不断创新的精神。

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确信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任何一个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指望离开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求得自身的发展。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象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土地、粮食等,都是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全球范围内密切关注、合作,通过协同一致的国际行为加以解决的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协作关系,并确立人类“家园意识”的新观念。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当今的世界已是一个高度整合和开放的世界,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把整个人类联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说明了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涉及的利益是共同的,同时也为人类采取共同的行动对待各种危机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类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小国发展的失误同样会严重影响整个世界生态环境的平衡,给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别的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

2002826日至94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92日至4日举行了首脑会议,包括104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19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最后通过了《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两个基本文件。这是继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又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会议,它表明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这次邀请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商讨拯救地球、保护环境、消除贫困、促进繁荣的世界可持续发展计划,他们回去后开始贯彻实施,“就世界可持续发展而言,这仅仅是个开端,联合国将成立有关监督机构,监督并报告各国对《执行计划草案》的实施情况,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执行计划》的通过是这次大会取得的主要成果。该计划分为10章,分别是:序言、消除贫困、改变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全球化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小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执行方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其中最后两章是重点,突出了这次峰会化语言为行动的宗旨。

人类在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上面临的困难还很多,道路也很漫长,但是,里约热内卢的共识,约翰内斯堡的目标,应该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起手来,共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4.8  开拓宇宙疆土

 

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就算大量采用高科技,在1000年后,地球自然资源也将变得严重不足,向其它类地行星移民是人类必然的唯一的选择。在太阳系内最佳的选择是火星,但由于火星的质量只有地球的50%,其引力场无法束缚与地球相当的大气,也就是说人类移民必须穿上太空服才能在火星上活动,就给大规模移民造成很大限制,且改造火星环境,耗资极大,时间长,因此火星并不是人类星际移民的最佳地点。1000年后,人类应该能发展出超光速或高亚光速的宇宙飞船,到其它“类太阳系”中寻找与地球生态环境相似的类地行星,是人类星际移民的最佳选择,此类行星在银河系中是很多的。

在一百万个类太阳系中,一定有一个类地行星适合地球人类移民生存繁演,那么银河系中就会有十万个类地行星,整个宇宙就有一百亿个环境与地球相似的类地行星正等待人类去开发。

地球人类是本次宇宙大爆炸后进化出的较高等智能生物,如果银河系早已进化出能信步银河系的外星智能生物,那银河系空间早已充满各种人工调制的电磁波(如外星生物发射的无线电波、微波)。我们应该早已收到,但事实上没有。银河系之类的稳定星系是比较适合高等生物生存繁演的,而在类星体、活动星系、椭圆星系内部,星体相互碰撞很频繁,不适合高等生物繁演,最多是一些微生物之类的低级生命。这样我们就在适合高等生物生存的大片区域(银河系一角)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数值(与“民意测验”的方法相同),由此可推知,地球人类在宇宙有机生物界属于较高等,已拥有初级智能,以人工调制电磁波作为通信工具是初级智能的基本表现形式。目前的地球就象一个球形的人工调制电磁波发射阵列,在银河系空间很易捕捉到地球人类发出的电磁波信号。反过来,如果外星生物早已达到我们的智能水平,银河系空间的此类外星生物调制电磁波是很易捕捉的。

地球生态圈进化出人类这种智能生物,是无数偶然与必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许是神的关爱,人类命中注定要成为智能生物,担负起神赋予人类的统一银河系及宇宙行星群的神圣使命。

稳定的银河系是由类星体、活动星系发展而来,即在100亿年前,原银河系活动剧烈,星体碰撞频繁,不适合高等生物进化,到了100150亿年,是宇宙有机生命大繁演期,我们的太阳系处于银河系较边缘,星体运行环境较稳定,地球人类是无数偶然与必然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宇宙的幸运儿。但宇宙中适合有机生物生长的类地行星是很多的,从我们没有接收到人工调制电磁波的情况看,它们的进化阶段大多与地球上的海星、鱼类同级,大多因小行星撞击频繁使生物进化受到压制。而且它们绝大部分是碳基生物,呼吸氧气,因为碳性最活跃,能与众多原子组合成有机分子,碳参加形成的化合物种数最多,结构形式和成键方式最丰富,由碳和氢组成的化合物及其衍生物通称为有机化合物。现在已知的一千万种化合物中,有机物约占有90%。氢氧化合物“水”是有机生物生存所必需,有机生物的最初生长环境必然在水中,必然呼吸水中的氧,大气中氧含量相当高。如果不是碳基生物就不可能进化成高级有机生物。宇宙中大部分恒星最终产生的都是碳、氧、氮、磷、硫之类的化学元素,加上宇宙中含量极丰的“氢”,最终聚合成的“类地行星”,只要与恒星的距离恰到好处,就能演化出生命。因此,宇宙中适合地球人类生存繁演的类地行星是很多的,无数宇宙疆土正等待着人类去开发,那里有无尽的宝藏。

在人类开拓宇宙疆土,播洒文明的进程中,联合那些善的、已领会神旨的外星智能生物,消灭那些邪恶的、充满魔念的外星智能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我们人类自身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同一物种才是最同心的,在紧要关头是能最终站在一起的,因为同类的消亡,也就意味着自身的消亡。

 

 

 

 

 

§4.9  宇宙人类发展蓝图

 

一百万年后,统一“银河系”,建立“银河系联邦”。十亿年后,统一“宇宙行星群”,建立“宇宙联邦”(图5)。

宇宙事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人类建立“地球联邦”并广泛移民银河系,又是一种“分与合”的辩证过程。在宇宙行星群播洒文明,消灭邪恶、魔鬼、地狱,使宇宙行星群成为充满“善与爱”的天堂。此后,“宇宙人类”将继续统治“宇宙行星群”长达一千亿——二千亿年。当“宇宙人类”进化到不需要形体的“纯精神体”阶段,也就重新融入神的怀抱,达到“至善”“永恒”的境界,将永远与神同在,这种进化要经历一、二千亿年。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不见过去无数代高级智能生物的原因,宇宙的每一次轮回(二千亿年)都能产生一批能完成神的使命的杰出宇宙有机智能生物,它们将当时的宇宙行星群治理成充满“善与爱”的天堂,当它们完成神赋予的使命,最终又复归于神的怀抱。“纯精神体”不依赖体内的各种生化反应产生快感,它们没有仇恨、愤怒和私心,他们是“至善”、“至爱”的。

 

 

 

 

万一在二千亿年后,宇宙人类还未进化成“纯精神体”(这种可能性极小),就必须在宇宙坍缩之前,驾驶一批可容纳几千亿人的超光速宇宙飞船,摆脱宇宙黑洞的引力,到达宇宙边缘,等待宇宙新的大爆炸,宇宙新的轮回。七十亿年后,返回充满氢氦能,充满生机的新星系,向新的宇宙有机生物界播洒文明。

“生态的循环”就是原子所组合成分子的不同态的循环,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人类只需拥有能量,就能在密闭的环境(如宇宙飞船)中建立自给自足、无限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未来人类只需很少资源,就可实现长期繁演。




















 

 




宇宙主义总结

 

 

宇宙主义融合了人类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集人类思想、宇宙真理之大成。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思想家的学说都只拥有“部分真理”,真理的片断,只有将这些“真理片断”按主次轻重,远近长短排列串联起来,方能组成宇宙惟一的真理体系。正所谓“大化无形”,在宇宙主义中时常显现古今先哲的思想光芒,但又有所变化,使其处之于“中”(相对于过去学说的走极端,彼此对立),方能兼收并蓄,运化无穷。

古今先哲的学说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有很多是在世界各地各自独立提出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宇宙的真理只有一种,先哲们从不同角度、不同道路上探索“真理”,探索“宇宙本原”,最终都会“殊途同归”,“万法归宗”,这个宗就是“一”,“太一”(to en/the one),包罗万象的统一性。

笔者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老子、孔子、蒂里希、爱因斯坦、黑格尔的学生,或者说他们的思想对笔者的影响最大。笔者同时也兼收并蓄地吸取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的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一种学说能经久不衰地留传下来,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就说明其中必然有合理的成分,或者称“真理的片断”。宇宙主义提供的是宇宙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脉络,真理体系的框架,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些科学方法。随着人类与社会的进化,它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人类探索真理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但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其基本的“圆锥体”结构,即以“宇宙之神”为中心的结构是不会变的。球形是宇宙中最完美的结构,它只有一个中心,它的剖面图就是一个“同心圆”(图6)。直立的圆锥体是宇宙中最稳定的形态(图7),也源于它只有一个顶点(一个中心),它的俯视图也是一个“同心圆”。笔者找到了能统一把握世界的点,将各种思想聚合到这个点上,这个点就是“宇宙之神”,具有精神、物质两态的宇宙,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因为它是存在的存在,终极实在,宇宙万物的缔造者,宇宙惟一的主宰。

宇宙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同时适用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等人类社会各领域,现在及未来,科学思想是所向披靡、压倒一切的。科学是未来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宇宙主义而言,理性是信仰的基础,信仰是最高的理性。

 

6

 

 

7

 

 

宇宙主义能统一人类的思想,统一人类文化的核心——世界观、价值观。能将全人类统一到宇宙之神的旗帜之下,使人类拥有共同的核心信仰,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不同文化间、文明间的冲突。

宇宙主义立足于人类整体和人类共同利益,它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显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信仰的统一将成为全人类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神”是地球上所有人类文化共同持守的起统一作用的象征。宇宙的真理只有一种,在这条正确的真理大道前行,我们将能不断感知、体验神的博大,使人们不再有迷惑,不再感到孤独。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就象在汪洋大海中一叶小舟中的成员,必须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冲破万难,共创美好未来,这里的“汪洋大海”是指浩翰的宇宙,“一叶小舟”是指小小的地球。随着人口和资源需求的增长,开拓宇宙疆土是人类的必由之路,面临浩翰的宇宙,人类的力量还显得太弱小,必须团结一心形成合力,方能持续发展,并成就伟业。

笔者针对宗教、民族、种族冲突,领土争端及其它人为的种种矛盾对立所造成的混乱动荡,生灵涂炭,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套使人类社会和谐有序、持续健康发展的思想体系,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神人合一,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

笔者探索的是人类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通过探索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生物、地球人类的历史,找到了地球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笔者总结了人类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优秀成果,最终用科学找到了神,有力证明了神的存在,同时找到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在宇宙中的使命。

笔者找到了能够统一把握世界的点,就自然科学而言这个点就是“宇宙”,或者称“宇宙奇点”,人文社会科学中这个点就是“存在”,实际上两者是同一的,那就是宇宙惟一主宰——宇宙之神。

从哲学角度看,“宇宙主义”是一种“一”的哲学,将宇宙中所有事物归于其“宗”,归于其“源”,从其“源头”看纷纭复杂的宇宙万物,就很易理清其脉络,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万法朝宗”。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宇宙所有事物,这个字就是“一”,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神人合一”。

一个宇宙之神,一个地球人类,一个宇宙主义。一个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神的使命),在中心点的外围,提倡各民族、各国的文化、思想的多样化,人类文化、思想多样性是人类无穷创造力及智能进化的源泉,但必须有一个中心(统一的核心思想体系),不然人类又会陷入无尽的争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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